[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8)09-0003-06
一、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中钢铁产量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钢铁的发展却不尽人意。“文革”结束后，中国制定了庞大的钢铁生产计划，但在很短的时间后，中央领导人对钢铁产量的认识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认识的变化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后钢铁产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钢产量也只有135万吨。当时钢铁被认为是一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一五”计划针对钢铁工业发展指出：“解放以后，钢铁工业虽有发展，但远不能适应需要，许多重要的钢材还不能生产。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集中较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建设钢铁工业，以求能够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基础。”[1]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钢的产量指标为412万吨。实际到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超出了计划指标123万吨。1957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6月，他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但由于过于突出钢产量，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特别是粮食出了问题，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钢的产量在1962年下降到了667万吨，退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65年钢的产量为1223万吨。“文革”期间钢铁产量增长缓慢，1977年钢产量为2374万吨。
中国钢铁工业存在的问题很多。当时数以千计的钢铁厂中，达到100万吨以上的也只有五六家，而且技术水平低下，产品品种单一，综合水平最高的鞍钢，5000多职工也不过年产1300万吨烧结矿。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期间，发现“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六百人”，相比之下，中国的鞍钢年产量是600多万吨，行政人员却有23000人，人数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邓小平指出：“鞍钢减人、减机构的设想，我看是好的。划出去的单位，领导班子和机构不要搞很多人。现代化、自动化，人多了不行，人多了管理不好。”[2]
(二)“文革”结束后中央对钢铁产量的认识。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7年初开始，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就有所发展。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其进展速度，超出人们的意料，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确实到来了”，“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作为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煤炭部和冶金部等部门，先后表态要争取生产的高指标。1977年9月，冶金部组成冶金考察团赴日考察，战后日本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给了考察团很大的震动。11月9日，冶金部领导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到1980年，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1985年，达到6000万吨，力争7000万吨，平均每年增加500-600万吨；到1990年，钢产量突破亿吨大关；到本世纪末，超过美国，达到16000万吨以上。
汇报在当时对中央决策产生了影响，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由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1978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汇报要点》，并连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汇报要点》提出：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即1978-1980年，农业每年以4-5%的速度，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为“六五”做准备。在“六五”期间，即到1985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煤炭达到9亿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度。
(三)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对钢铁产量的认识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8年2月18日-23日，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等文件，基本确认了《汇报要点》中提出的高目标。对此陈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今年钢将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3]这里陈云提出了钢铁生产的质量问题。同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进一步指出了钢铁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4]
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所谓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把基础缩小，钢不要搞六千万吨。这样，可以腾出手去发展急需的电、油、煤等动力工业和运输工业。还要投资搞旅游事业，赚外汇。”[5]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轻工生产所需要的煤、电和原材料要优先保证，在这个前提下再安排钢铁等重工业的生产。各个重工业部门，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尽可能地生产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钢铁生产不仅不能挤轻工业，而且要为轻工业让点路。一九八五年钢产量指标，原定的六千万吨高了，初步考虑可以按四千万吨左右安排。”[6]陈云指出：“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7]这实际上指出了过去工业发展中的症结所在。陈云还指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8]他们的这些意见，逐渐被中央其他领导人接受，形成了国家的决策，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
这期间，中央对钢铁的质量做了强调。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教授夫妇时指出：搞经济，有时就要退，不退就不能进，退一步进两步。例如，五届人大决定要搞六千万吨钢，现在考虑只搞四千五百万吨，着重在提高质量。6月，陈云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这里有个冶金工业重点抓什么的问题。我认为，重点应当是抓质量、品种、规格，这个抓上去了，作用就大了。欧洲有些国家钢的数量并不大，与我们差不多，但是由于质量、品种解决得好，作用很大。”[9]1980年7月16日，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参观刚投产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后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10]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对钢铁质量问题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共识。
二、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原因
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发生变化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因素，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这种认识变化的国内因素；而对于世界主题认识的变化、中国党政代表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察认识，则是这种变化的国际因素。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是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思想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领导人开始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反思。如对于基本建设，陈云就认为：“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1970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11]由于陈云长期担任党和政府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他的意见和看法具有特别重要的分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央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二)国民经济恢复存在的问题，是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直接原因。“文革”结束后不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3月份起逐月增加，到6月份，在当时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4个超过1976年的同期水平，有23个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月产水平。
1978年9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79年和1980年计划安排。当时在全国上下一派“跃进”气氛中，会议最后拟订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存在着过高过急的问题。而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是，“1979年计划中，物资、财政、外汇都留了相当大的缺口。燃料缺1500万吨；钢材在进口750万吨以后，数量勉强够了，品种和到货时间还不能保证”[12]。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留有较大缺口的问题，陈云在1979年1月1日和5日作了两次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3]
1979年3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近两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14]对钢铁产量认识和观念的转变直接促进了对经济调整的决策。
(三)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曾发挥过历史的作用，但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致使其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15]。
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6]他认为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合时宜，如在企业的组成形式上，“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现在，有些地方搞试验，把一个厂分成几个厂，搞专业化。凡是这样做的都见效了”[17]。中国的钢铁行业是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的一个行业，基于对苏联模式的新认识而进行的钢铁行业调整势在必行。
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变革赞叹不己，“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8]，“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19]邓小平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20]邓小平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21]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才能跑得快？改变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按照经济规律和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当时的答案。
(四)世界主题转变，是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时代依据。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全局意识和世界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使得“中国历来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的，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的，而且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2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世界主题的判断是革命和战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国际形势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步伐加快。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为中国重新认识、融入世界奠定了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提供的有利机遇。进行经济建设，仅仅有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国际上不爆发大战的条件作为保障。
1977年12月，邓小平根据他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分析，首先作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的判断，他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23]中国赴外考察团也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美苏两霸各自困难重重，战争不会很快到来，世界和平大有希望。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的实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24]
新中国成立初期急于发展钢铁工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紧张局势，是基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主题考虑。随着世界和平和发展作为新的世界主题的趋势越来越明朗，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不再是钢铁产量和军事实力，而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代表的新综合实力，调减以钢铁为基础的重工业是非常必要的。
(五)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是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催化剂。“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0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以外，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政府还派大量经济方面的代表团出访。
国务院分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西欧五国考察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收获。代表团考察归来后，写出调查报告并提出建议，对中央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代表团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得过死，环节太多，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下决心改革。第二，中国政府要抓住有利的国际时机，扩大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为自己服务。同时，还要认真学习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此，陈云指出：“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25]这为中国从容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三，对国外产业结构发展的认识。国民经济发展中电力和交通必须先行，这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西欧五国能源十分贫乏，但是他们都千方百计使电力、交通等产业先行发展。他们的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是现代化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力的支撑。另外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一定要重视农业的发展。
代表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访问，直接冲击着长期以来人们所固有的思维观念和模式，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等的最直接动因。
三、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变化的意义
中央对钢铁产量认识的变化，表明中国开始摒弃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即将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提供根据和支撑，同时也表明，主要是服务于原来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的根基遭到根本性的动摇，选择新的经济体制不可避免。
(一)对钢铁产量认识的变化成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根据和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工业化水平提高很多，但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发展方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则发展很慢，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没有根本性提高，主要是农村生活普遍比较差，有些地方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待业人数多，职工工资、住房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1957年为637元，1978年为644元[26]，20余年增长不到7元钱；农民1957年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70.86元，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只有116.06元。[27]
对此陈云警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28]他十分严厉地指出：“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就可能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29]针对经济建设方针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信、建材等方面。搞电，要注意多搞水力发电，搞坑口电站。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30]他认为陈云对经济计划所提的意见很重要，并指出“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31]。
经济调整在整个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压缩的情况下，减少了对冶金工业、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等一部分重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生产方面，有计划地压缩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的生产任务。同时加大对农业、轻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畸形的产业和经济结构。
(二)对钢铁产量认识的变化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出发点。中国原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是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逻辑起点。因为一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都要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来进行，并不断从体制机制方面予以强化。为了把短缺的资源配置到战略目标所优先选择的重工业部门，就要有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制度。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没有自生能力，不得不通过种种办法把资源配置到该行业，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使其拥有较高的收益和利润，以较高的回报率来吸引资源的流入、保证行业的生存。重工业价高利大，国家还加大对它的政策倾斜，从投入、生产到成品调拨，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重工业越是优先发展，资金和物资越是紧张，客观上就越会出现更大程度的集权的要求。
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减少对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的投资，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水平并采取措施扶持轻工业发展，使农业和轻工业尽快发展起来，就可以缓解重工业发展对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的压力，从而有助于弱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业调整改变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例，计划经济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结构基础。
另外，在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最大的投资者，大部分建设项目都是由国家单独投资或国家投资占绝大多数的。经济调整过程中，由于放弃了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许多基本建设的投资门槛有所降低，基本建设资金来源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1983年951.96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为386.59亿元，国内贷款为135.72亿元，利用外资为16.04亿元，自筹及其他投资为413.61亿元。[32]同时各类预算外投资急剧增加，由1978年的83.62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248.37亿元。这种情况也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冲击。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央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及时调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对钢铁产量等指标认识的根本性变化，是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期间，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