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坦的“新人口论”，就是用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解释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欧的社会经济，①并认为这个时期西欧的农业经济表现为“周期性波动”（cyclical fluctuation）。其基本观点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是生产的主要部门，其主要依赖人口增减呈“周期性”繁荣或衰退。因为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发展有限，人口绝大多数以土地为生，而土地资源有限，当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时，人地关系的矛盾加剧，农作物的产量反而因人口增多而降低，经济走势将由“高峰”转向“低谷”。这种“波动”会“周期性”出现。②“新人口论”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后，曾一度震动西方学术界，尽管反对者不乏其人，但今天看来，它仍然是西方经济史领域的主要理论派别之一。既然是理论，就具有普适性。那么，它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呢？如果观点正确，那么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轨迹是否也是随着人口升降出现“周期性”变动呢？考察中国清朝“康乾”时期，其人口曾一路窜升，由1亿跃升至4亿，出现了典型的人口“高峰期”。但是，中国社会似乎并没有显现波士坦所描述的西欧式的“农业危机”。“康乾盛世”延续一百多年，乾隆朝末年确实也出现了白莲教起义，但并没有看到波士坦所描述的“农业迅速衰退”的迹象。这就是说，“新人口论”在解读中国历史时遇到了障碍，它不具有普适性，因此，这个理论是存在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中西方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各自孕育的市场机制不一样。西方的结构孕育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使人口升降呈现出“放大”效应，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界限比较明显；而中国的结构培育的则是“自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人口数量有更大的承载力和包容力，因此，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以下试作论述。 一、“新人口论”对西欧农业社会的人口解读 西欧农业社会这里即指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即“中世纪”社会，但“中世纪”在16世纪前后已接近尾声，而18世纪以前，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西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新人口论”就是在研究西欧前资本主义时期农业经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其关注的时间段大体在公元10世纪至18世纪。 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西欧遭受外族（蛮族）入侵的历史结束，社会走上“内部拓殖”时期，直到18世纪中叶，一直处在“有发展、却没有达到近代化水平”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又称“农本”时代。③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前资本主义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④10—14世纪中叶是前期阶段，乃封建“鼎盛”期。这个时期，西欧大片的原始森林、沼泽和荒地得到开垦，人口数量上升，庄园兴盛，城镇大批兴起，商品交换发展起来，社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4世纪早期欧洲范围的大饥荒出现。接着在1348年，一种破坏性的瘟疫——“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西欧的繁荣走向“断裂”，社会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即“萧条”期。时间大约自14世纪早期，延续到15世纪后期。这个时期，西欧人口数量急剧下滑，庄园和农奴制解体，城镇也大量萎缩或消失，农民、城市平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不过，西欧并没有回到10世纪以前的状态，因为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开始向“个体化”方向发展；同时，因土地闲置，劳动力价格上升，工资上涨，西欧社会便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如英国的“约曼”）和半自耕农，一些新兴的原始工业在乡村落户。进入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迎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个时期，即“转型”期。在这个时期，西欧人口重新回升，农业出现以“圈地”为代表的农场经营，手工业全面进入手工工场时代，人口流动加快，思想文化受到新教伦理和人文主义的熏陶，重商主义诞生，殖民探险和海外扩张运动启动，西欧前进的步伐加快。直至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历史开始向“一个现代型的工业化社会转变”。这就是西欧农业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的800年历史。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新人口论”的创始人之一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从农业史的角度看，在这8个世纪的时间内，西欧农业经济经历了两个大的“波动”期，他称之为“农业周期”，即公元10—15世纪的“第一农业周期”和公元16—18世纪的“第二农业周期”。⑤第一农业周期明显经过了“起步”、“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对应的年代为：900—1180年、1180—1325年和1325—1500年。三个阶段的交替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如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它可以通过人口升降曲线和耕地拓展曲线显示出来。当然，在人地关系之外，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人口。⑥ 勒华拉杜里划分农业周期的依据来自波士坦对中世纪盛期英格兰农业的研究。波士坦的研究发现：11—14世纪，英格兰的人地关系对粮食产量有重大影响；人口数量的高度增长导致中世纪英格兰农业的衰退。据波士坦估计，英国人口在1086年“末日审判”时大约有200万，至13、14世纪之交（最高峰）时，人口达到了700万。⑦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大批兴起，新增的城市中心估计有500个。⑧结果，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历史“拐点”出现。因为，不仅大量荒地、闲置地被开垦，许多用于放牧的森林地、草场和沼泽也被辟成耕地，牲畜用地大大减少，牲畜密度下降，使得耕地粪肥不足，土壤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因人口压力加大，农业用地不得不向贫瘠的地方扩展。上述两种情况最终导致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下降。⑨为了论证这一结论，波士坦引用了许多资料，包括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和1135年、1176年、1189年和1201年的众多庄园统计和调查等。⑩ 英格兰的案例研究表明，农业最初得到开发的时候，单位面积产量呈上升趋势，但是，随着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农业的“边际效益”走低，单位面积产量必然下降。整个西欧的下降趋势大约在1320年前后出现，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颓势。“瘟疫”过后，西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以英国为例，其人口减少1/3以上，劳动力匮乏，乡村变得凋敝，领主被迫放弃对庄园直营地的自主经营，将直营地分割、细化，出租给庄园的“维兰”耕种。维兰对出租地凭“公簿”持有，领主收取定额货币租，农奴制和庄园制度崩溃。波士坦说：“正是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瓦解”，农奴制解体与农业衰退是一起到来的。勒华拉杜里根据波士坦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整个西欧在10—15世纪期间都出现了类似英国的情况，他把这个时期定格为西欧的“第一农业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