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该目录中，经济统计学（020102）被作为与财政学、金融学等专业并列的专业纳入经济学门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回顾过去，经济统计学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很多历史需要回顾和总结，而以史为鉴，可以使未来的中国经济统计有更好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统计 1.建国前的中国经济统计 在新中国经济统计起步前的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上的统计学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世界各国对经济统计的需求大增，宏观经济理论为经济总量统计的规范提供了基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也即将初创完成，经济统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在此时期，随着统计方法在天文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突破，现代意义上的数理统计学也已呼之欲出，1940年，以克拉美的《统计学的数学方法》一书出版为标志，数理统计学被公认为已经形成一门严整的学科[1]。在此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统计学也有较为快速的发展。在经济统计方面，一批学者展开了科学意义上的统计调查和研究，涉及到人口、物价、教育、农业、工业统计等问题，例如巫宝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编制过中国的国民所得数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建国前就编制了居民生活指数[2]。在数理统计学方面，欧美的统计学教材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统计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也较全面[3]。1930年，当时的中国统计学会也宣告成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统计学基本与当时的西方国家国际接轨，但在1949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 2.建国之初的中国经济统计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原有的经济统计学难以适应从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面临着另起炉灶、大破大立的问题。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大学仍然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统计教材，其中一些学者还按照原有思路修订和出版了一些统计教材。例如金国宝的《统计学大纲》（1950）、王忠立的《统计学通论》（1951）、张志鸿的《农业统计学》（1952）和邹依仁的《工业统计》（1951）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著作很快就因其“资产阶级统计学属性”而遭到批判。 建国之初的中国统计学家们遇到的尴尬境遇从金国宝的当年的一篇自我批判里可见一斑，他不得不写道：“我这一本书，全部都是‘陈言’，全部是抄袭英美各统计学家的书籍，可以说，没有半句是从我心坎中说出来的‘新意’、‘创见’。这种书，至多只能说尽了一些介绍之责，绝对说不上是著作。……我学习统计学，正在英国统计学家皮尔逊和美国统计学家费暄鼎盛之时。所以我对于《科学入门》和《指数编制论》两书认为杰作，奉为至宝。他们的学说，我全盘接受，绝无质疑，当然更无批判了。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我在思想上就造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统计学后，才知道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统计学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但在解放以前，这些我确乎是不知道的”[4]。 正如金国宝遭遇的那样，建国后，原有的统计学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数理统计因其统计推断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被束之高阁，经济统计也因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被迫转轨，当时的一些统计学家的学术生涯也就此停滞。当时南开大学的林和成说：“国家统计局是否否定了老年一代的统计学者，使他们近几年沉默寡言”[2]。 3.新中国经济统计的重建 在1951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时任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说：“我们要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统计学，而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以马列主义所武装的统计学”[5]。 1953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统计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报告指出：“全国的统计工作要依据国家建设特别是计划工作的需要制定工作纲要”[6]。 1954年3月，苏联科学院、苏联中央统计局和苏联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统计科学会议，并做出决议，决议指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统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这一决议成为新中国经济统计重建的基本原则。 根据这一决议，统计学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现代苏维埃统计中具有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最迫切的问题，如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工业的主导作用、成本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该决议还提出一个“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统计学问题标准目录”，包括对重工业、国民经济平衡表、劳动生产率、生产潜力、生产能力利用、工业成本降低、农业生产率、农产量、土地开垦、建筑成本和物质文化生活等一系列计划经济统计问题[8]。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基本建立起来了。截至1957年9月，新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统计书籍已达100种之多，这些书籍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统计学原理一直到各种专业统计，如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贸易合作、物质供应、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统计等。其中彼得洛夫主编的《经济统计学教程》、《工业统计学教程》印行数量在二三万本以上[9]。这些著作成为新中国经济统计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把“先进的统计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中国统计工作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统计体系。1957年，统计出版社出版了由徐前等编写的《经济统计学讲话》。全书包括24讲。首先概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的对象、理论基础和方法，以及经济统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其次以政府经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脉络，顺序概述了人口、国民财富、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以及分配和消费各个主要方面的统计问题；最后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作为全书的结束。从内容体系上看，这一著作基本上是苏联彼得洛夫主编的《经济统计学教程》的简洁化、通俗化和中国化[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