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5-0106-09 南开经济研究所(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正值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向殖民地大肆倾销掠夺，使得积弱积贫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城市工业遭受重挫，农村经济濒临破产。以何廉、方显廷、毕相辉、陈振汉、张纯明、吴颂先、王药雨等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南开经济学人认为，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能局抑于“以农立国”或“以工立国”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倚重倚轻，皆非所宜”①。他们倡议“先农后工”，挽救农村经济；再以农促工，复兴以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以工兴国”，实现农业国工业化，增强综合国力②。为力证此论，南开经济学人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探索求证之旅，社会调查遍及大江南北，建言献策触动朝野，学术成果影响中外。当下，探索民国时期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成果较多，但将南开经济学人视为一个学术群体并探讨其乡村工业理论及其实践的论文尚不多见，本文对此作一点初步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众多，据陶诚、郑清波初步估计，达“九千次之多”③。其中，南开经济学人的农村调查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李翠莲认为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调查机构中，南开经济研究所是第一个私人的大规模开展社会调研的较早研究机构④，其社会调查“开风气之先”，“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西方也产生很大的影响”⑤。李文海认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乡村调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而且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⑥。乡村手工业是南开经济学人的调查重点，笔者曾经指出，“政府之外，对乡村手工业经济进行深入调查的，首推经济学界。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方显廷率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⑦。 南开经济学人的立国之论源于其系统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尤其是对农村社会经济特别是对乡村工业的调查。他们主张“经济学既是实用科学，就必须利用它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了解实际情况与症结所在”⑧。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学术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研究成果才有社会应用价值。何廉在为《经济研究周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度，即为已尽能事，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本会自民国十七年成立以来，一切研究均从实地调查入手。”⑨这充分体现了南开经济学人对社会调查推进学术本土化的作用认识上的深刻性。 20世纪30年代以前，南开经济学人的社会调查重点主要集中于“指数”与城市工业，编制与发布享誉全球的“南开指数”，先后发表了《天津针织工业》、《天津地毯工业》、《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等专题报告。30年代后，何廉、方显廷等人在研究中“越来越感觉到研究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构，是极为重要的”，认为“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调查农村经济问题才能穷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⑩。故1931年以后，南开经济学人把调查的方向和重点集中到以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上，范围及内容涉及天津的棉纺织业、地毯业、粮食及磨坊业、制鞋业，河北宝坻及高阳的织布业、手织工业，川康乡村的手工棉纺织业、制糖业，浙江乡村的缫丝业，广东顺德的手工业等。南开经济学人对调查资料加以科学筛选整理、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经济周刊》、《经济统计季刊》、天津及上海《大公报》、《新经济》、《中国农村》、《经济建设》、《世纪评论》、《西南实业通讯》、《南大半月刊》等报刊上，并先后出版了若干专著(见表1(11))。 南开经济学人对中国乡村工业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视，还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追根溯源，即探寻行业兴衰发展之根源。二是解剖会诊，寻找其“立国之论”之根据。在方显廷等人看来，“中国工业化之未来，系于乡村工业之复兴者至巨”，农村工业化不仅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迎合时势急需，是复兴农业、发展工业的最佳路径。而开展手工业调查，作用在于“明了手工业在国家资源上之重要性及其与国际之关系；考查手工业在国民职业上及所得之地位；观察手工业本身之存在及其发展之可能性；依据调查所得之现状作为今后设施之准备”(12)。三是洞悉国情，寻找学术“中国化”之依据。西方国家“工业分散论”、“行业组织制度演变理论”与“计划经济”等思想、学说，在中国政界、经济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西学”固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具体到一国一区、一行一业情况迥异。因此，对于“西学”，南开经济学人持审慎态度，结合中国国情民情，走“学术中国化”道路，辩证地加以批判吸收。正因为如此，南开经济学人才不迷信“西学”。他们开展大量系统而深入的社会调研，寻找乡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探索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的最佳模式。四是搜集数据，以为建构乡村建设理论框架之基石。以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经济学人认为要研究中国现有经济状况，探索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建设之路，前提是必须做好实地资料调查，注重实际数据的统计，尤其要注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占有。方显廷极为反对国民政府主观臆断、夸大虚报等浮躁之风，认为“四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是以近似值的观点，而不是以量的精确性来观察事物”，这种不精确的统计，很容易误导分析和决策判断(13)。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理论也必然缺乏可靠性。为此，南开经济学人力图改变这种调研统计现状，在工作中开展“教授负责制”，创新运用了“实证研究”等调研方法(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