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注：该书英文名为"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于1998年出版；中译本由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提出、分析和解答问题，但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却是革命性的：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的那些问题，并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从这部著作出版后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和争论来看，弗兰克至少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当然，他提出的极具挑战性的新思路能否站得住脚，能否像他自己期望的那样取代传统观念成为学术理论界的“规范认识”，还有待于时间检验。笔者只想谈一下自己在阅读这部著作时的体会和疑惑。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白银资本》以重磅炸弹向长期雄踞于社会历史理论之峰巅的“欧洲中心主义”堡垒发起猛烈轰击。这种将“中心”位置和角色赋予欧洲的历史偏见，在近代以来西方产生的关于“东方”的绝大多数论著中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注：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富足的国度和值得效仿的榜样，此后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被贬抑为“始终停滞的民族”。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3-39页；Roa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比如，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常常被描绘为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的文明形态。撇开那些赤裸裸地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的作品，以及像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那样的敌视共产主义中国的作品不论，即使在力图客观公正地评论中国历史的著作中，这种倾向也随处可见。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已意识到了“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的局限性并有意发掘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因素，但全书仍是建基于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基本观念之上，并且断言“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2页。）。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部分学者对自己在研究非西方社会时所依循的价值预设和分析模式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并提出批评，某些具有东方血统的学者对西方学术中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的抨击尤为透彻激烈，萨义德(Edward W.Said)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堪称是其中的代表作。而集中体现中国学领域的反思成果的，是1984年出版的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系统剖析了以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使用的几种分析模式所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充分肯定并大力提倡“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他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提倡研究中国时采用“中国中心观”，以及研究非洲时采用“非洲中心观”、“研究中东时采用“中东中心观”、研究印度时采用“印度中心观”等等，无非是提倡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方法：“离开外在的——往往是‘殖民地历史的’——看法，而转向更加内在的取向，其特点是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序言，第6页。）这种试图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趋势，在最近的30年间已变得越来越强劲。 但是，依循上述态度和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是否找到了彻底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否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幽灵的纠缠？对于这一问题，弗兰克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然由于他将抨击焦点对准那种将欧洲置于“中心”的学术传统，而对于研究非西方社会历史的学者以自己所研究的地域为“中心”的学术倾向评论并不太多。在他的理论框架中，任何内部取向或地方眼界的研究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无法说明历史演变过程，而且从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因素中去挖掘经济变迁的动力与阻力，很容易落入欧洲优越论的泥潭中去。在弗兰克看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也就是说，地球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着自己的结构和动力，所有的社会都共同参与这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至于文化特征、制度结构一类的因素，对世界经济的演变过程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非决定性的。因此，任何内部取向的研究都是舍本逐末，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由此看来，弗兰克是彻底的反“中心”论者，他不仅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等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而提倡一种“全球学的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不过，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弗兰克的理论模式尽管相当激烈，但并没有真正割断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关联。弗兰克昔日的学术盟友、现今的批评对象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这样认为的。沃勒斯坦指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三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世界其他地区早已经长期一直在做的事情的继续，欧洲只是暂时走到了前面而已”。他分析说，“这里的论证是，我们都在一起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实际上不存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问题，因为整个世界（或至少在整个欧亚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资本主义的”。他还进一步评论说，“由于用现代欧洲所做的事情作为评判欧亚世界范围的标准，我们实际上正在接受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即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是非凡的和奇妙的”，因此，这种论调不过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因为它接受欧洲在其统治世界的时期提出的那一系列基本的价值，因而实际上否认并破坏了一些过去或现在代表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竞争力的价值系统”（注：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3期。）。沃勒斯坦的这一批评绝非无的放矢。从一个方面看，弗兰克否定了作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确因将这种现代方式和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放大而使其普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