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与博物馆

作 者:

作者简介:
斯蒂芬·巴恩,英 斯蒂芬·巴恩,布里斯托大学 艺术史系; 斯蒂芬·巴恩(1942- ),男,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艺术史系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英国肯特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88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巴恩教授在博物馆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已出版《符号之下:收藏家、旅行家和亲历者约翰·巴尔格雷夫》(Under the Sign:John Bargrave as Collector,Traveler and Witness)(1994)、《浪漫主义与历史的兴起》(Romanticism and the Rise of History)(1995)、《走在现代主义之路上》(In Ways Around Modernism)(2006)。

原文出处:
美育学刊

内容提要:

艺术史对博物馆的建立和展示方式有重要影响,如果说前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是一种“杂陈”,那么博物馆时代的展示逐渐趋于按照艺术的时代发展顺序陈列,体现着知识与可视性之间的关系。博物馆一直受到来自多方的批评,艺术史的展示模式因其历史主义特质也同样受到诟病,而历史和现存的博物馆模式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为博物馆研究提供着新的范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J110.9;J114-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3)06-0001-12

       博物馆的普及和流行是当前社会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统计数据表明,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已经开始超越光顾大众社会娱乐场所(电影院和体育馆)的人数。英国新闻界的数据显示,1994年全年参观博物馆和画廊的人数就高达1.1亿人,这一数字无疑超过了上影院看电影和去体育场看足球赛的人数的总和。①回顾过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就在约半个世纪前,法国作家莱奥-保尔·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对涌入“汗味弥漫的电影院”,为观看“平庸的演员作无聊空谈”的人群大加讥讽,而他本人却推崇在自然史博物馆内独自享受到的乐趣:“那里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站在梁龙(恐龙的一种)面前,想知道把它吹得鼓鼓的像齐柏林飞艇一样,所需的氧气量。”②

       如果说到20世纪末电影院变成了个人沉思的地方,博物馆却越来越将自己定位为大众观光游览的服务机构,这确实是个离奇的颠倒。但这一颠倒确实发生了,试图为博物馆体验的性质作出解释的文化批评家们已将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就把博物馆看作是达到“超现实”(hyperreality)的工具:总而言之,在美国“想象是有条件的”,表现在游戏和幻觉之间的界线被抹平,艺术博物馆被荒诞不经的展览所玷污,在获得“满足”、厌恶真空的情况下荒谬也备受宠爱。[1]

       这很容易被看作是保护旧世界者对新世界经验的一种批判。不过,新世界的批评家对此作出了反驳,认为旧世界,甚至更大范围的人都囿于博物馆所展现的虚假历史观而不能自拔。当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将其著作命名为《伟大的博物馆》(The Great Museum)时,言下之意是说,整个欧洲都服膺于由大众旅游所推动、但主要由谋求私利的博物馆产业所决定的历史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参观博物馆的人数激增。博物馆针对的是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渴望。它们通过展示历史来满足我们这种渴求:一种主要反应博物馆看守者和拥有者态度的历史。”③试图解决那些来自旧世界、痴迷于通过观看而获得的历史虚假本质的批评家们与那些来自新世界、在欧洲的大门前受到同样批评的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但问题无法回避:如果那些被称作博物馆的机构如同怪兽,它们吞吃了历史,然后再以扭曲的形式吐出来,那么它们产生于其中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呢?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博物馆的历史从由博物馆造就的历史的超真实性中解脱出来吗?尤其是艺术史是否有能力凭借其传统和方法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做肯定的回答。但首先有必要对一个具体历史学问题加以讨论,此问题也贯穿于将要讨论到的其他论题。这是艺术史自身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史专有的一种结构形式,并借助博物馆,尤其是艺术博物馆使这种组织形式具体化。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在考察新古典主义收藏向现代博物馆藏品转化的关键时期时,对这一艺术史“盲点”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批评,他说:

       艺术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从18世纪以来,公共收藏中具历史意义的艺术品的展示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从一种传统的、混杂的奇珍室展览模式,一种各流派艺术混合杂陈的形式,转变为强调艺术发展史范式,按照进化、时代、风格发展来编排展品的模式;故而也反映出历史意识在逐渐强化。但是在启蒙思想对知识的全面分类理想与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时代对艺术的历史理解和展示之间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此断裂导致了艺术史叙述中的一个盲点:它所强调的范式——艺术史发展的假设——它拥有的特权,即认为其所展示的历史是研究结果的呈现。④

       这里确实有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加以严格考察。当我们回顾博物馆的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思想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来解释其大概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粗略来说是到18世纪末为止,可称之为博物馆的“史前”阶段。此间,物品的收藏和展览完全没有什么明显原则,并未按照风格、流派或时代来分类。第二阶段是指过去的两个世纪,期间博物馆表现出一种趋向法则的不可抗拒的动势,主要表现为博物馆发展并完善了自己的按序陈列原则,主要依据流派和时代观念来设计展览空间。

       这是一种绝对的区分吗?是否存在例外?此处有必要强调一下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时出现的明显断裂。亚历山大·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无疑是首位以一系列的“时代”陈列室为单位,对其所收藏的大量纪念性雕塑进行分类的博物馆馆长。这些雕塑陈列在以前的小奥古斯丁(Petits-Augustins)修道院内,它们是由革命公会交给勒努瓦,让他自行处理。⑤但根据复辟新政府的命令,勒努瓦的博物馆在1816年已被关闭,此时约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在林肯法学院广场自己的博物馆内开始了严肃的工作,沃尔夫冈·恩斯特准确地将其描绘为“反历史的‘新古典主义’”。[2]勒努瓦依照时代发展顺序陈列藏品的博物馆已经消失,而索恩那所对不同藏品进行无规律、“无时间顺序”杂陈的博物馆却保持至今,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说明博物馆历史在转变时期的复杂性。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长远来看,勒努瓦的类型学陈列方式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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