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解构

——齐格蒙特·鲍曼的消费政治思想简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广垠,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内容提要:

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调整和政治控制形式,虽然如此,消费和政治始终紧密联系。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取代了工作伦理的导向角色,政治控制与阶级斗争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消费社会、消费行为和消费市场重新整合了社会关系,给政治罩上了非理性、差异性、多中心色彩。正是由于消费的影响,使消费社会的政治具有后现代政治的特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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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格蒙特·鲍曼(192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生于波兰,20世纪50年代到英国。鲍曼早年深受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的影响。鲍曼关注工厂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现代性的弊端,预测并解读后现代社会状况。发表的作品主要有:《阶级的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社会学之思》(1990)、《碎片中的生活》(1992)、《后现代伦理学》(1993)、《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自由》(1998)、《工作、消费、新穷人》(1998)、《被围困的社会》(2002)等。在研究资本主义模式与发展的过程中,鲍曼发现消费正在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相关观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中。他在《工作、消费、新穷人》、《自由》、《流动的现代性》几本著作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了消费政治思想。关于消费社会的论述是鲍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对鲍曼消费政治思想缺乏关注与研究,而中国当下正面临着,或将要面临着消费社会带来的新问题(包括政治问题),这便成为本文写作旨趣所在。

       一、消费社会的社会控制与权力位移

       西方对“消费社会”有不同的界定。“消费社会”一词最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至今仍有学者在经济学层面使用“消费社会”(consumption society)一词,如《消费社会的困境》一文中即是如此。①让·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社会进行社会学描述和解读,但首先从生产和经济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消费社会是丰裕社会,是“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裕现象”②,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匮乏社会”和“生产社会”。鲍德里亚、鲍曼等认识到,消费社会人们有了消费的选择空间,消费者地位上升,并因此带来重要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构,但鲍曼则从社会主体的角度使用“消费社会”一词,以“消费者社会”(consumer society)来指称“消费社会”③,消费社会是消费者地位空前提高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生产者社会”。当然,鲍曼也把物质产品丰裕作为消费社会的经济基础,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消费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体现着社会学家的政治敏感和自觉。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鲍曼指的生产者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工业阶段,或现代社会早期,而消费者社会则是晚期现代、第二期现代以及后工业社会阶段。

       现代社会早期,经济相对匮乏,从而决定了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注定了生产者的重要性。在鲍曼看来,在生产者社会,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④,其次才是消费者。工作是个人社会方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工作类型界定了你比较的对象,和你工作相近的人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作类型界定了应该符合和服从的标准,甚至界定了应该不辜负哪些人以及和哪些人划清界限;工作是一个人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自信与犹豫、骄傲与耻辱的首要来源。“工作伦理像是嘹亮的号角被政治家、哲学家和布道者使用或当成一个理由”⑤,以便清除妨碍工作的障碍。

       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同时训练工作者从事单调而有规律的工作,使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习惯于从事没有意义的劳动”⑥,“强迫工作者接受一种既不尊贵、又不能与自己的道德相匹配的的生活……基本上,工作伦理是对自由的放弃……工作伦理的改造是一场控制与降伏的战役”⑦。在鲍曼看来,这是一场彻底的权力斗争。工作伦理否定懒惰的权利,生产者社会驱使穷人和“志愿懒惰”的人工作。工作伦理主张由劳动收入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优越性;依赖救济而不是工资获得自足的人,是工作“资格缺失”,以此增加工作的诱惑力。那些接受救济生活的穷人,生活水平不得高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并且被限制在单调肮脏的救济院,并以此防止懒惰风气影响生产者。工作关乎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工作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和文化。布道者们并不指望工作者道德完善,于是建立日常的大致相似的制度去规训工作者。鲍曼显然受到边沁和福柯的影响,并大量借用了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概念和描述⑧,认为救济院、平民习艺所和工厂,都是规训与惩罚的“圆形监狱”,是全景式的训练机构,“圆形监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监管人位置的中心性。监管者对于不工作的穷人,不给他们事情做,不和他们说话,让他们吃劣质面包,喝白开水,做到一定的极限,又不超过一定的极限。对工作者和穷人的规训与惩罚,加强了工作伦理及其法则。在这个规训与惩罚的过程中,祈求于理性,需要能够思考和计算的人,排斥激情。在鲍曼看来,那些失去工作而贫困的人,生活越是穷困,越是想要工作——工作伦理就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了。

       从鲍曼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的吊诡:马克思主义把“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家剥削与寄生生活的战斗口号,而生产社会的精英们,包括政治、文化和企业精英,把工作伦理及相关措施作为再造工作者和驱使工作的手段。而统一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了工作伦理,或者都对工作伦理的道德假说和社会基础予以认同,认识到工作伦理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需要。

       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生产主导消费的时代会被消费主导生产、维系生产的时代所取代。在鲍曼看来,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变,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消费活动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与生产者社会不同,消费社会首先“要求其成员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⑨,其次才作为生产者。新的社会状况酝酿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宣称消费是人生成功、快乐和尊严的度量器。快乐的生活就是对消费机会的把握,不能落于人后,最好是捷足先登,否则就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或失败的消费者,导致社会地位降低的首要原因“是个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⑩。消费的满足只是瞬间的满足,一旦满足,消费就不需要了,消费社会宣称消费不可能满足。资本的逻辑需要鼓励人们不断消费,并维持旺盛的消费,于是不断挑起消费欲望。制造各种诱惑,催生消费者,是消费社会的主要任务。各种媒体空前地加入了这一消费文化的宣传与消费社会再生产过程,时尚和广告铺天盖地,把消费者置于持续的诱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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