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4-004-(9) 一、梁启超教育哲学的基础：学术自由思想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是他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集中反映在他的自由观上。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由呢？梁启超首先从普遍意义上强调了自由的本质特征，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注重的是政治自由，所以他指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他认为，综观欧美自由发展史，所谓“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①。 梁启超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奴性，这已经成为中国富强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在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很深刻的见解。他从不同的角度痛切地指出，由于中国旧伦理强调人身依赖，不培养独立人格，使很多人形成了很深的奴隶之根性，贻害无穷。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②这就是自由的宝贵价值。 梁启超在深入剖析各种不同性质的自由的过程中，对思想自由极为重视。他说：“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而社会自禁之。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③在他看来，争取思想自由，是争取其他各种自由的前提或基础。因为，人们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首先是变革作为思想之奴隶的状态，具有思想自由之权利，这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一个恶果，就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而搞的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可谓贻害无穷！他写道：“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④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他明确指出，学术研究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摆脱古来圣贤经典的束缚，摆脱现今政术风俗的牵掣，而实现思想自由，即他说的“意识之自由”或“学术思想自由”、“破学界之奴性”等等。关于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⑤ 在研究了西方近代学风的革命性变化之后，梁启超也总结了我国几千年思想学术史中的教训，再次使人认识到思想自由之崇高价值。他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学术莫盛于战国，无他，学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汉武罢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义，渐以窒蔽，宋元以来，正学异端之辨益严，而学风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据家之疲舌战于字句之异同，钩心角于年月之比较，更卑卑不足道矣。尔来士大夫亦知此学之无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国学风之坏，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所谓精种者何也？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慑于西人政治学术进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进步者，有一大原在。”这个“大原”是什么呢？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那么，我国学术界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奴隶状态呢？他说：“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车驱之，车驱之，何渠不若汉！”⑥ 在阐述思想自由的崇高价值的时候，梁启超对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教”、“尊孔”之说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明确指出，所谓“保教”，即是定孔子之教于一尊，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对此，梁启超以中外历史经验为鉴，进行了深刻的论证：“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当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笼，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兹矣……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盆日缩日小……皆营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梁启超说，其实这是违背孔子思想实质的，孔子在学术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多成就，主要因为他坚持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⑦ 当然，梁启超也指出，当时的保教论者，与以前是有区别的，他们用新理论以附会孔子的思想，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但是，其实质并无区别，都是在堵塞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这是文明发展的一股逆流。所以，在学术昌明、思潮横溢的时代，那种所谓“保教”之类的论调，特别有害。这是因为，此等“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而中国思想之痼疾，在“牵合附会”，“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为了维护思想自由，甚至不惜挺身起来批判自己老师的“保教”观点及其保守的学术思想，这说明他把学术思想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