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教育范式的转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东平(1949- ),男,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dongpingy1111@263.net(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的整体性转型,即教育范式的转变。它是以理论创新、文化更新为先导的。为此,需要深入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凝聚改革共识,探索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知识生产和社会创新的新特征,重视自下而上、在基层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放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通过改善政府治理,简政放权,激励地方和基层创新,培育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形成上下结合、多方合力的新局面,推动教育范式的整体改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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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12)04-0001-09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科学范式”的概念,范式和范式的转变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在科学研究的概念中,范式是指一种具有整体性、基础性的理论、方法论乃至世界观。因而,如库恩所言:“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1]范式概念在社会研究中的使用,逐渐被“世俗化”和泛化。“教育范式”(Education Paradigm)也成为教育研究中流行的术语,出现了课程范式、教学范式、教师培训范式、教育政策范式、基础教育范式、职业教育范式等不同层面的使用。区别于教育模式、教育类型、教育样式的概念,这里的范式通常也是指包括理念、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安排、规则、评价、方法等在内,更具整体性和一致性的教育存在。本文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范式的概念。

      新概念的引入,可以提供新的思维工具,打开和激活教育认知的通路。但笔者对“教育范式转变”这一命题的认识,并非始于阅读或理论兴趣,而主要是近些年来笔者称之为“规律失灵”的教育改革现实。

      一、我国教育的“规律失灵”现象

      近1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其最显著的标志,一是我国在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后,至2010年年底,全国2 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的人口覆盖率达到100%[2]。二是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02年超过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6%,并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在2020年将达到40%。

      教育领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是21世纪以来,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教育奠定了新的价值立场和发展方向。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对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减少,全国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55.36万所下降为2010年的25.74所,在校学生由1.30亿减为9940.7万。初中学校数由2000年的6.39万所下降为2010年的5.49所,在校学生由6256.3万人减为5279.3万人[2]。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伴随教育的改革开放,教育的选择性和多样化程度逐渐增加,出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的环境正在出现。

      教育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教育资源显著增加,学龄人口大幅减少,使教育的外部环境宏观改善,内部环境日益宽松。我国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超越了极端短缺、极端贫困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满足基本需求到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应当看到,近些年来我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教育的数量、规模、培养能力等发展维度上;而在教育品质、教育质量、教育治理方式的改革等方面,社会评价并不太高,“钱学森之问”就是一例。但笔者所说的“规律失灵”,是指另外一种现象。

      举例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高校扩招,一个重要的动机和预设,是通过拓宽高考瓶颈改善基础教育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2011年,全国高校招生达680万人,平均录取率已高达72.3%,部分高校已出现生源短缺的现象。然而,虽然高考“独木桥”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但基础教育炽烈的应试教育、升学竞争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一些大城市,恶性的升学竞争、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蔓延到了小学阶段,甚至开始影响幼儿园。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不仅提出根据高校在校生占适龄青年的比例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它是“关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量变和质变相互依存的发展理论,”[3]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与系统的质变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导致治理方式、教学内容方法、教育服务等的改善,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然而,中国高等教育数量翻番的量变,似乎并没有引起相应的质变,高度行政化的控制、大学与社会和企业相脱离的现实、学校内部的学术治理、师生关系等几乎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恶化。

      这种不合逻辑、不符常理的“规律失灵”现象,的确是奇怪而发人深省的。类似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越来越多,学龄人口越来越少,择校竞争却日益激烈,且被解释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学龄人口减少不但没有顺理成章地促进更为人性化的“小班小校”的发展,反而催生了巨型学校和超大班额。供求关系的明显宽松未能“诱致”教育管理、教育品质的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仍然在拉大,“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仍然只是“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的美丽花边。那么,为什么教育的理论与现实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为什么实质性的教育变革如此艰难?

      这种所谓“规律失灵”的现象,破除了将教育问题主要归咎于教育资源、供求关系的思维定势。事实说明,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并不完全取决于教育资源和供求关系,“蛋糕”做大了,并不会自动实现教育公平和达到优良品质,除非我们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我们还有许多别的解释,诸如高考制度没有改变,就业竞争加剧,独生子女政策,家长望子成龙、名校情结等传统价值观,不一而足。这种观点的好处是跳出教育谈教育,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的原因其实来自社会;缺点则是解除了教育自身的责任,那些宏大的社会问题往往是难以迅速改变的,从而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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