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在现代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竞争性选举的功能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选举具有自下而上的联系功能，即选举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选举不仅规定了录用政治人物和组建政府的方式，而且迫使政治人物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不断回应民意要求、制定和推行符合民意的各种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选举主要扮演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功能，即政治精英通过选举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巩固自身的地位，并影响和塑造民意的形成。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要么是经纯粹的逻辑推理而得出，要么是从西方国家当今的选举现实中归纳而来，对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借鉴意义有限。有鉴于此，有必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考察选举在西方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选举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 民族国家构建：危机与出路 (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危机 自从第一个现代国家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西西里王国(1194年至1250年)诞生以后，欧洲的政治统治单位便朝向两个引人注目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数量越来越少，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那句著名的话是这个趋势的最好注脚：“1500年的欧洲包括了大约500个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单位，而1900年的欧洲只剩下大约25个这样的单位。”①另一方面，政治单位的样式越来越单一，自由市、行省、领地以及各种各样的规模狭小的政治共同体逐步被民族国家(nationstate)②这种统一的政治形态所替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而且经过了对旧有的政治单位的结构性改造。罗伯特·吉尔平精炼地总结了这种新的政治形态区别于以往政治形态的本质性特征： 首先，存在着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在与邻国明确界定的领土内行使控制权。统治者在合法使用武力上拥有垄断权，并有官僚和一套调整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律为其服务。与此相反，罗马国家只关注军队和财政。第二，现代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以复杂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为特征；早先的社会则基于一种较简单的经济之上，一般是由一个贵族阶层和一伙群众组成，或加上某些起作用的等级。第三，民族主义的意识培养，内聚力和对国家的忠诚；民众以主人自居的心理和对国家福利承担义务的情形在早先的社会中非常少见，除了某些部落和城邦以外。③ 吉尔平的概括，抓住了民族国家特征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国家性”(stateness)和“民族性”(nationness)。④前者对应着吉尔平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前两个特征，它是对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描述，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客观面向；后者对应着吉尔平所说的第三个特征，它所描述的是被统治者对国家共同体的态度、情感和心理取向，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特征的主观面向。传统政治单位经过合并、重组和现代化改造，获得国家性和民族性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⑤的过程。国家性的需要，是由国家任务所决定的。为了让国民服从，就需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机构，掌握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控制社会中的潜在暴力，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过激行为；为了维持行政管理和抵御外部威胁，就需要保持国家的开支，进而需要监督经济生活、安排财富流动和掌握一部分国民收入。⑥蒂利以正式的自主性(autonomy)、与非政府组织的差异性、集权化和内部机构的协调作为衡量国家性的标准，认为1500年以来的欧洲表现出一种国家性增长的总体趋势：16世纪是国家性显著提高的时期，17世纪是国家缔造的疯狂时期，18世纪是(国家性)巩固的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那些在1800年还存在显著差异的政府逐步趋同的年代。⑦ 民族国家构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民族性来构建国家认同。按照日常使用和学术讨论的情况，“认同”(identity)主要指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同一、等同”，指某一事物与另一时间和地点之另一事物为相同事物的现象，这主要出现在哲学讨论中；第二种含义是“确认、归属”，确认是指一个存在物通过辨识自己的特征而把自己与他物相区别(这个意义上的identity也译成“身份”、“特性”)，“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通过辨识自己与他物的共同特征而把自己与他物联系起来；第三种含义是“赞同、同意”，这带有明确的“主观选择”的色彩，比如“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就是指一个人对一个政党及其政策的赞同和支持。⑧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主要取“认同”的第二种含义，即个体或群体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于国家的归属，或者个体或群体对自己归属于某一个国家的确认。正如韦伯所言，“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组织。”⑨换句话说，除了物质手段的支持，民族国家的维系还需要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心理基础之上。这种心理基础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任何共同体都需要借助一种被其成员所认可的共通性来获得成员的认同，否则难以长久维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涂尔干、帕森斯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对某种共享信念的认同对于维护和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在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中，认同所依赖的共通性往往存在于狭隘的、地域性的血缘关系或风俗习惯之中。民族国家以确定的领土边界(border)取代了边陲(frontier)，⑩把部落的、种族的、地区的或亚国家的团体等各种异质性的群体聚合到一起，在其人口中很难找到自然属性方面的共通性。因此，民族国家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20世纪6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在回顾欧洲的发展经验时系统总结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六大危机，即认同危机、正当性危机、贯彻危机、整合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其中，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危机是实现共同认同感的危机，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民族国家的地域当作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必须感到，作为个体他们自己的个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于地域分界的国家的确认所规定的。(11) (二)非制度的解决方案及其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