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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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作为类型化文体谱系概念,非虚构性无疑是非虚构文学的基本特性。但从哲学、美学乃至文艺学立场观察,“非虚构”作为文学叙事策略,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间性特征和互文效应,这保证了非虚构叙事文学伦理上的合法性。迎着扑面而来的全球性非虚构写作浪潮,清醒认识非虚构原则在文类生成过程中的伦理依据及其限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非虚构文类既有认知的理论矫正,不仅有利于厘清长期困扰我们的混乱思维,而且有望解放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生产力,进而创新并优化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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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虚构”是一种与“虚构”相比而言、相对共生的叙事原则和写作类型。这一概念以及藏身其后的价值倡导与伦理选择,隐含着部分学人在跨文化、跨学科时代的文体认同焦虑和知识归纳诉求。在非虚构原则支配下,可生成两大类具有非虚构性的叙事谱系:一是文学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谱系,主要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史志文学和口述实录文学等;二是非文学层面上的非虚构言说谱系,主要涵盖了传统观念中非文学化的历史文献、书信笔记(含个人日记)乃至部分哲学著作、伦理规范、法律条文等。在非虚构文学谱系内部,各具体文体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简略地说,除遵循生活逻辑、恪守真实原则这一共同基点外,报告文学更加强调现实性、当下性、时效性和批判性,而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史志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的时效性和批判性要求相对较弱,其中的史志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因而严格说来属于非虚构文学谱系中的“亚非虚构文学”。因此,简单地把“非虚构文学”等同于报告文学等各具体文体形态,或者将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史志文学和口述实录文学等二级非虚构文学叙事一锅煮进报告文学,都是不恰当的。

      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其限度,说到底,就是“非虚构”原则在文学生成以及文类谱系建构过程中的可行性与有限性。毫无疑问,“非虚构”作为纪实类文体的宏观表述特征有其合理性。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也具有非虚构性,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甚至与今天所说的“报告”也相去甚远。况且,即使“非虚构”以及由此而来的“非虚构性”成为非虚构文学至高无上的叙事伦理,它们也无法等同于该文体谱系唯一的和最后的本质特征。逻辑和现实的双重悖论,迫使我们重新认识“非虚构”在文学叙事中的相对性。

      一、“非虚构”叙事渐成全球性写作时尚

      从哲学、美学或文艺学立场出发,绝对虚构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正如我们随后将要讨论的并不存在绝对非虚构的文学叙事一样。“因此,单独说文学不同于历史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于虚构是不够的——历史学在选择史料、确立视点以及评价历史过程、分析事件因缘等方面也有着撰著者的主观性因素,它也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构。反过来看,文学也可以做到像历史学那样尊重给定的历史史实的本来面目的态度,如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对一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高度写实和审美记录。这一点就连认为文艺与真理‘隔了三层’的柏拉图也不否认,他曾假借苏格拉底的话说:文学是不是有两种,写实的和虚构的,我们的教育要包括这两种。因此,虚构并非是对文学的唯一界定”①。

      经由长时间的实践磨合与理论辨析,现在,文学化的非虚构叙事或者说非虚构性的文学创作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来势凶猛并渐成时尚的非虚构写作浪潮的显著实绩。

      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在20世纪取得辉煌成就,前后掀起三次浪潮——30年代的抗日救亡浪潮、50年代的改造建设浪潮和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它们以自身特有的“战斗文学”、“前哨文学”、“曙光文学”的姿态强化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力。特别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群体性强势登场,使得激情飞扬的“80年代”至今仍是中国文人念念不忘的“光荣与梦想”。进入9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开始出现边界扩张的迹象,以至于有人欢呼“大报告文学”时代来临。今天看来,报告文学当年的边界扩张和文体统合实际上正是广义非虚构文学大爆发的征兆。

      对此,徐成淼曾发表题为《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一文进行归类描述。他认为,到90年代末,“相对于传统的虚构小说,一批‘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关注。一些作家把自身真实经历写进作品,并明确表示此乃‘我’的真实的故事。另一些作家,则以‘记录员’的身份,将他人的真实经历以‘口述’方式如实写出;由此再推向极致,则有原始文本的直接展示,如日记、书信及其他有关资料等”②。他把当时的非虚构文学分为三类:一是以贾平凹的《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等为代表的亲历性非虚构叙事;二是以早年冯骥才的“一百个中国人”系列、张辛欣的“北京人”系列、窦卫华的《百味人生》、安顿的《绝对隐私》等为先声的口述实录体非虚构叙事;三是以陈白尘的《“牛棚”日记》、赵熙德的《往事并不苍老》等具有鲜明“文献”色彩的“历史文体”叙事。关于非虚构文学叙事狂飙突进的原因,徐成淼对比分析后指出:其一,传统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常常具有强劲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对事件的正面描写和全景式扫描,强调人物的英雄式塑造,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舍弃对重大事件的正面叙述,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遭遇与个体感受;其二,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有着太多的“虚构”成分,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大力排斥虚构,多以作者“现身说法”和当事人“口述实录”的方式把事件的原生状貌尽可能真实地呈示给读者;其三,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受古典形态文学的影响很深,其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和语言形态基本上是古典的,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上更趋近于现代形态,它那种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内在质地和外观姿态更切近现代人的自由心情。他的结论未必完全准确,但上述三大原因大体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大众务实审美趣味的渐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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