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

作 者:
徐亮 

作者简介:
徐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当下西方理论进入到“理论之后”的思考。“理论之后”是对“理论”终结的反应,它引起了反理论、改进理论和进入文学三种反应,其中后两种是主流。“理论之后”的出现反映了西方理论的学理性,它的自批判、自发展机制把传统与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理论之后”也反映了西方理论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牵制的困境,试图把文学设为出路就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尝试。中国诗学则从未背负形而上学的包袱,而在对“理”的诗性写作方面则有丰富传统。中国诗学的独特贡献也许就出现在西方理论的困窘之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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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西方的理论主流从下述表述中可见一斑:“反理论”(against theory,纳普与迈克尔斯),“后—理论”(post-theory,吉勒里、麦奎兰以及卡鲁斯与赫伯雷希特),“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多切蒂、伊格尔顿以及简·艾略特与德里克·阿特里奇)。我们可以用“理论之后”来概称这一潮流。本文的任务是考察西方主流理论界这一动向,并引出对当下中国诗学发展的思考。

      一、为什么是“理论之后”

      “理论之后”这个表述中的“理论”不是普通名词,而是一种思想方法和学术社会运动的名称,它发端于20世纪初,兴盛于60—80年代,延续于90年代;它的兴盛期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因为出现了像罗兰·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一批对当代思想影响巨大的理论家,所以,“理论”也指这批令人瞩目的理论家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专有名词。

      为什么把他们的著述和发现统一称作“理论”,而不加上定语,例如“社会学理论”(这样,“理论”就成了普通名词了)?考虑到这些人深厚的哲学背景,为什么不把这些著述称作“哲学”?怎么区分他们各自的学科?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即20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形而上学思潮和语言论转向。反形而上学思潮表现了对科学理性、学科化的极大不信任,而语言论转向则为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语言论转向把所有以前学科的问题和思想的问题都看作语言问题,这样,以前建立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各种概念和话题就失效了,而语言(话语)打破了它们原有的藩篱。在语言论层面上,原来属于不同学科的问题成了同一性质的问题,心理分析中的本我和超我变成一个先在的能指系统,自我—他者、男—女变成话语二元对立系统中的主体位置(拉康),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变成一种话语想象和争夺,文学审美则取决于换喻—隐喻或序列—结合两根轴线上的言语操作。一个理论家可以介入过去互不相关的很多领域,它们在语言论视野下变成了同一个领域,而问题和研究领域的分类有了新的范式,根据例如话语类型或功能加以分类:福柯关注话语的政治学效应,巴尔特则关注话语的诗学效应。语言论的共同视点使得这些理论家与传统哲学家明显区分开来,传统哲学的反映论(自然之镜)模式在语言论视野中遭到彻底摧毁,按詹明信的看法,理论家的工作是哲学终结的标志。

      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任何一种或几种学科,这样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方式也难以名状,不是(学科的)研究,也不是(哲学的)沉思,詹明信称之为“写作”。尽管他们相互间的争论常常很激烈,但其观念却有一种共通性,而且其思考和写作的方式显然是反思式、推测式的,即通常是各种理论运作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就成了一个最少争议的通用名称,尽管这种用法有点权宜之计的味道。

      理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是盛况空前的局面,它不仅有一大批声名赫赫的领军人物,也引爆了当时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但是随着这些领军人物的相继谢世,不再有新的领袖出现,它变成了一个已经逝去的、为人观望和怀念的时代。理论的运作方式及其利弊就这样成为了反思总结的对象。于是就有了“理论之后”。

      “理论之后”是对“理论”终结的反应。“理论之后”像是一种中性的表述,但其修辞效果却包含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是理论完了,它已经结束,新的东西将取而代之;第二是曾经如此兴盛的“理论”给后代留下了什么东西,之后的理论和思想将如何在它的影响下发展。对“理论”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指向这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符合题意的。事实上这两种反应都出现了。

      二、“理论之后”的理论

      在“理论之后”这个问题上大致存在着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反对理论,认为理论已死,理论的模式不再有用。如德·曼所言,理论有一种奇怪的自我否定机制,每一条理路内部包含了反向思路的头绪①。因此,理论的发展往往表现为走向另一面。这种发展模式出现多了,就会令人觉得像是一种可以反复的游戏,人们可以想象到其要去的地方,于是令人厌烦,也有不再有新意的感觉,例如其中的一个著名的内在对立,即历史—形式(或审美)的对立,在理论史中可以看到在二者之间的摆动反复重演的情况。持这种观点的人对理论抱有反感,鼓吹抵制理论。史蒂夫·纳普与华尔特·迈克尔斯1982年写了《反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章,他们认为理论是一系列公理,试图通过为解释提出一般性理由而控制解释实践。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被终结。这等于宣布理论已死。在最早谈论“理论之后”话题的人那里,对理论均保持反感,“理论之死”、“后理论”、“反理论”等等是他们使用得最多的词语。“反理论”涉及“理论”的一个命门,即形式化、套路化。当理论地看待理论自身的路径,它确实会留下这种印记。

      反理论的结论是,理论之后应当抛弃理论。但是抛弃理论之后怎么办?这痛快的一抛带来的空白无法回避很久,他们必须面对以后再也没有学术活动的局面,或者,如果学术活动也可以抛弃的话,他们得设想以后再也没有反思类活动的局面。然而,思想又怎么能够抛弃呢?理论时代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预设、有立场的,理论可以说内在于话语之中。当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说三道四时,这无非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所以乔纳森·卡勒说,理论就是思考和推测②,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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