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5-0020-10 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比较政治”最为特殊之处，在其并非以研究主题——例如国际关系、民主转型等——而是依研究方法来界定其学科内涵①。因此，比较政治在鼓励跨国的定量研究，又接纳严控的实验研究的同时，对运用“比较方法”的案例研究，更该给予高度重视才是。但倘若考察国际“比较政治”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定量方法似乎才是时下主流②。那么，中国学者在投身比较政治时——尤其采取比较视角、对话社科理论的“中国研究”时——是否应优先选择定量研究，甚至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如果把取材于中国经验的比较政治研究，视为广义的“中国研究”③，那么，平心而论，后者仍相当落后。首先，比较政治领域中少有源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或概念；其次，倘若不计“海外华裔”，学科承认的中国学者也是凤毛麟角。更让人遗憾的是，即便在自身“中国研究”领域中，中国学者的贡献也相对有限：方法细密、论证严谨的著作，仍多出自外籍学者之手。鉴于科研成果的落后，国内学界自盼迎头赶上，于是制定各种“赶超”政策——如人才引进、指标考核、提倡方法等，不一而足——但这种“追赶/挤压型”的发展，却也可能造成揠苗助长，盲从国际潮流，轻弃自身优势，结果则邯郸学步，一事无成。 那么，中国学者如何是好？根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中国研究振衰起敝的起点，应该就是咱们的短板：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强化。有鉴于此，本文将比较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短长，并推荐灵活易使的“案例方法”④，作为学者从事经验研究、建构比较政治理论的利器。但在接受与运用案例方法前，我们必须澄清部分流传广泛的“迷思”(myth)，驳斥这些似是而非的信念，藉此确认案例方法的理论意义，并附带说明如何善用方法，建构比较政治理论。 基于上述目的，下文分为几个部分。首先，笔者扼要论证案例方法的优势：认为处于中国研究脉络下，定量方法颇多障碍，案例方法反而别具空间。之后，笔者将澄清几项涉及案例方法的“迷思”。前两项与案例方法的性质有关，分别为“案例与定量的区别何在？”，(第二节)，以及“案例与理论的关系为何？”(第三节)。后两节则探讨基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意义⑤，以及如何通过研究设计，发挥其建构理论的功能。因此，笔者将分别探讨“案例研究如何进行控制？”(第四节)以及“案例研究能否加以类推？”(第五节)两个问题。在澄清上述四项方法论的迷思后，笔者呼吁国人反思“是否唯定量为科学？”并平心考察案例与定量方法的各自优势，选择运用于不同的时机与主题，促成比较政治与中国研究的发展、茁壮。 一、案例方法与中国研究 由于社科研究的先进国家，大量运用定量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科研成绩，令国内学者艳羡不已。因此，前述学界的“跃进”心态，除了反映在人才引进、发表奖励外，也普遍鼓励学界运用定量方法。国内部分学科的学术期刊，充斥“唯技术论”的倾向：只问方法是否前沿，不论内容有无意义。对于定量分析的泛滥，将定量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要角邓肯(Otis D.Duncan)，也不免有所感慨： 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我称之为“统计至上”观(statisticism)的病态：把“统计计算”与“社科研究”混为一谈，天真地以为统计分析就是科学方法的完备基础，盲目地认为凭统计公式就能检验所有实质理论，或者找到各个“原因”的相对重要(对“因变量”的相对影响)；同时幻想着一旦厘清了那些随意凑合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就可以因此证明了“因果关系”，而且还能清楚解释了该项“因果关系”⑥。 无论是邓肯，还是乐于引用此语的学者谢宇都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定量方法的盲目滥用，往往产生大量的劣质成果，投入全无意义，只是祸枣灾梨。 也就是说，倘若“中国研究”的目的在于提炼中国经验，总结为比较政治的理论，那么，对具备多种方法训练的研究者来说，必非“唯某某方法是用”，更非“只某某方法可依”；相反，学者必须掌握各种工具的优势与局限，贴切地运用于不同的主题与时机。反观中国学界所追求的潮流，却似乎与此背道而驰；自居前沿的社科学者，急于拥抱定量手段，对其他方法弃若敝屣，似乎唯有能力未及者，才愿抱残守缺。但根据作者的观察，在当前“中国研究”的环境中，定量方法经常左支右绌，运用颇有困难；反之，案例方法反而运用自如，能够发挥中国学者所长，不仅足以发掘可喜的成果，更能作为定量研究的前驱。因此，笔者认为，“案例方法”似乎更值得学者留心，将其开发为强化比较政治研究中“中国研究”的凭藉。此处“定量不易，案例先行”的观点，乃是建立在如下几项观察上。 1.中国研究与定量方法：四类困难 定量方法的运用，最广泛者首推二手数据的分析。西方社科先进，大量运用统计手段，分析各种政府统计数据，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但在中国研究领域中，二手数据一般“取得不易”，其原因有如下几项。首先，许多亟须研究的领域，往往不见系统收集的数据。其次，政府或所属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往往未必公开可得。虽然有时也能私下取得，但一则常有人待价而沽，二则此类数据也无法公开复测(replicate)。最后也最麻烦的是，政府的统计数据未必可信，一则其多来自“层层上报”，但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有的单位有意夸大成效，有的则不免暗地短报；二则各地口径未必齐一，搜集过程不够严谨，编排数据时有误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