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学论与美国课程论:在中国的误读与误解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飞(1982- ),男,河北保定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丁邦平(1960- ),男,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我国在对苏联教学论和美国课程论的借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解,比如,在引介苏联教学论的过程中忽视了其对“教养”和“教养内容”的高度关注;在引入美国课程论的过程中忽视了其对“教学”和“民主精神”的关注。造成这些误读和误解的根本原因是对源于两种不同文化和语言脉络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差,所以,走出目前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从本源上认识这两大范式,以纠正目前我国教学论和课程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字号:

      中文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01-0047-06

      尽管19世纪曾一度是美国大举向欧洲(尤其是德国)学习的时代,而且德国教育理论在美国曾盛极一时,但到了20世纪美国人并没有沿袭德国的教育学(Padagogik)和教学论(Didaktik)传统,而是根据本国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开创了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s)和课程论(Curriculum Studies)的新时代。如果说课程论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产物,那么教学论则可以说是苏联(俄国)教育文化的产物了。尽管苏联(俄国)教育学(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和教学论(дидактика)最初也是从德国和欧洲引进的,但经历了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发展,苏联教育学和教学论已不再如同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学和教学论那样了——它们有了自身的特色,甚至可以说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移植了美国的学制和包括课程论在内的教育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转而引进苏联教育学和教学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全方位地学习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办学经验。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丢掉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而在全面开放的同时似乎迷失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向,走进了教育理论的迷雾中。今天反思起来,我们对苏联教学论和美国课程论都有许多误读和误解。

      一、对苏联教学论的误读与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政策下,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论。尽管我国的教育学和教学论是“以俄(苏)为师”的,但是在引介苏联教育学和教学论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和语言环境等的差异,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解。

      (一)苏联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和范畴

      斯卡特金在《中学教学论——当代教学论的几个问题》一书中指出,“教学论是教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研究教学以及通过教学所要传授的教养内容”。[1]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在《教学论》中指出,“教学论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它是阐述教育和教学的理论”。[2]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生在该书第1页的注释中指出,俄文"образование"一词,在过去的教育学书中一般译为“教养”;在该书中为了适合汉语的习惯,翻译成“教育”。[3]可见,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的本意是认为,教学论是研究教养和教学的理论。巴拉诺夫等在《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教学论是教养和教学的理论”。[4]冈察洛夫在《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中指出,“教学论不仅在于答复一个问题——教什么,而且也在于答复这些问题——怎样去教”。[5]

      由此可见,苏联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教养和教学,其研究的范畴既包括“如何教”也包括“教什么”,而且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教养是苏联教学论的核心概念,其最核心的含义是培养完整人格和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完人,教学则是实现教养的途径和手段。没有教学作为途径和手段,教养理想就不可能实现;没有教养作为目的和指导,手段就只能沦落为一种毫无价值的工具。苏联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教养和教学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保障了教学论最核心的目标——教养的实现。同时,教养的实现是必须依托于内容的,只有通过发挥教养内容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才能促进学生完整人格的发展。

      (二)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和范畴

      王策三在《教学论稿》中指出,“教学论是关于教学的一般原理”。[6]李秉德在《教学论》中指出,“教学论就是专门研究关于教学各方面的问题的”。[7]裴娣娜在《教学论》中指出,“教学论是研究一般教学问题的科学”。[8]徐继存在《教学论观念辨析》一文中指出,“教学论面对的是教学世界,研究的是教学世界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探求的是教学世界的规律,而其目的是改造教学世界”。[9]王鉴在《如何认识课程论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教学论是研究教育主题‘怎样教’问题的下位理论,又叫教授法、教学法”。[10]

      由此可见,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教学”,其研究的范畴是“怎样教”,而忽视了苏联教学论中的“教养”和“教养内容”。我国早在20世纪初期就从日本引入了教学论,当时称之为“教授法”,后来在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下,改为“教学法”,但是无论是教授法还是教学法,实质上都是在内忧外患之下,急切改革我国教育以实现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的需要,因此尽管在清朝灭亡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仍存,这也影响了我国在引入教学论过程中注重对“器”、“用”层次的学习和吸收,而忽视了对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国对苏联教学论的学习和借鉴比20世纪初期更加系统和深入,但是一方面,历史遗留的思维模式仍在,另一方面,在对苏联教学论的移植过程中,对某些核心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比如将“教养”译为“教育”,将其直接等同于中国语境中的“教育”等。这些都成为目前我国教育界对教学论研究对象和范畴的错误理解的缘由。

      (三)我国教学论对苏联教学论中“教养”和“教养内容”的遗失

      既然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教学”,那么作为苏联教学论研究对象之一的——“教养”概念就被舍弃了。同样,我国教学论的研究范畴仅局限于“如何教”,这样苏联教学论研究范畴中的“教养内容”也被舍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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