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2-07-08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8-0039-05 一、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两种文化态度 1.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 在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文化态度，一种是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一种是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激进态度是指中国教育学人以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采用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国内外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评价和处置倾向。这种态度具体表现为热切移植、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传统当成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进行批判乃至弃绝。这种激进态度是近代以来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基调，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呈现为这种状态。 20世纪初，西方教育学经由日本引介到我国。自此，我国教育学界开始了几近狂热、极为粗糙的移植、学习国外教育理论的历程。当时翻译、介绍教育著作的主要刊物有《教育世界》、《直隶教育杂志》、《学部官报》、《教育公报》等10余种，涉及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教育管理、学校卫生等多种学科。[1]西方出现何种教育学科，中国马上就会引入，还将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实践中推广。[2]20世纪20年代，由于看到学习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舒新城、庄新泽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学人提出要“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认为学习国外教育理论与经验要“合于中国的需要和国情”。[3]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学界的思想状况虽在不断变化，但文化态度的激进取向却一直没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转向全面学习前苏联。后来由于中苏关系变化，“教育学中国化”被明确提上日程。在人们被革命精神和革命情感所鼓舞的年代，文化态度也变得空前激进。当时的“教育学中国化”运动明显是要发展成一场弃绝所有基础、超越一切已有成就的“创造”活动。在此之后的近30年里，传统文化却再也没有受到过肯定性关注。它已被定格为“腐朽的封建文化”，除却被批判斗争，很少有人愿意去正视它。在20世纪的后20余年里，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人们对教育理论中国化发展取向的认识仍没有太大的转变，对教育理论科学性和普遍性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其特殊性的关注。 2.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 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是指中国教育学人以发展本国特色教育理论为价值取向，采用新旧互济的思维方式对国内外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评价与处置倾向。这种态度具体表现为关注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张教育理论中国化需要以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为基础。确切地说，这种文化态度的出现只是近年来的事情。近年来，中国教育学人在总结与反思以往教育学中国化经验的基础上，把研究目光转向教育理论的文化个性方面。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把“国际化”和“民族化”、“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举的现象。还有不少学者呼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认为教育理论中国化需要以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为基础。学者们认为“我们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误区就是对传统的忽视、漠然、甚至拒绝”，“需要复原传统中的精华”，把它当做“教育理论研究获得新生的真正源泉”[4]，“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和发扬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5]，“要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学术文化通过交流与传播而获得发展还必须经历一个与本国、本民族文化相互接触、交融而实现的本土化过程”[6]。传统和实践一起，被当作新时期中国教育思想的两大主要来源。可以说，当前我国教育理论的中国化研究，追寻自身文化特色的意向是明确的，承接传统的态度是热切的。 这两种文化态度是既不相同又不决然对立的态度。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不同于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首先，前者主要关注教育理论的普遍性和科学性，后者兼顾教育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其次，前者批判乃至弃绝传统文化；后者肯定传统文化，主张把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基础。最后，激进态度有着以“先进”为最高价值的蕴意，它把赶超世界教育潮流当做中国教育学人的最大兴趣；发展态度则转变了这种不顾一切向“前”看的态度，对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采取一种更周全稳妥的思考方式。激进态度主张创新，向着先进文化不断进取；保守态度则主张守成，保持传统不被破坏。 二、由文化态度造成的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文化困境 1.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教育学人主要秉持以学习先进教育理论为指向的激进态度，弃绝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积极对外学习。但在学习国外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文化困境。人是文化的产物，中华文化大环境决定了中国教育学人的文化属性。可以说，他们无一不是中华文化的持有者，尤其是近代化早期的学者还大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去向西方教育学习，难以用已有的文化模式去认识、理解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教育理论，于是只好弃绝传统，采用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在学习、研究中被异质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规范、所统摄。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歧出”具有临时性和情境性，它给中国教育学人造成了几种不利后果。首先，它造成了中国教育学人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某种程度的分裂。这正如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成了西方人。”[7]其次，它造成国人对域外教育理论的盲目尊崇。由于对域外教育理论理解的临时性和情境性，出了专门进行研究工作的“象牙塔”，回到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便会感到迷茫、困惑，而所持的向先进教育理论积极学习的文化态度又决定了必然会现出一种以理论裁剪实践的局面，这样实践对理论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对某一种理论的盲目尊崇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次，它造成中国教育研究原创精神和原创能力的缺乏，制约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教育理论的创生。 2.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人开始关注自身文化特色、力图承接传统文化和教育传统时，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无疑是积极的，但任重而道远，面临着更大的文化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