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概念和支配性观点既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基础，又延伸到其他学科，比如市场，既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又是政治学理性选择与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中被证明为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学的阶层与群体、政治学与心理学中的权力与人格，也都属于这类大概念。不过，就其蕴涵的意义之深远与精微来看，最强有力的概念还是文化，尤其是在深蕴心理学的洞见与理论将它加以丰富以后，更是如此。 这个被心理学所丰富了的文化概念进入学术界是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当时，社会科学正方兴未艾。那个时代，世界上涌现出的种种问题似乎专为新的“行为科学”的宏图远志而设。美国刚刚从孤立政策中走出来，外面则是一个有待探索、令人兴奋的世界。由于先要克服经济大衰退，随后又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深陷于本国事务中，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发现，有非常多的不同社会与民族有待了解。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还有民主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前景问题。此外，非洲和亚洲的新兴国家正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的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因原子弹和新的信息沟通时代而改变。一片既让人兴奋又充满希望的景象。知识界也在这种氛围中。各学科都有大胆的观念与理论提出来。那些将“科学”概念引入人类事务研究的人，一面不断地告诫自己提防那些轻率作出的理论，一面又想在以前从未有人注意的地方发现各种关联、关系和相互影响(或者说确定性、原因与影响)。新科学具有帮助他们揭示种种看不见的关系的魔力，当然，由这些看不见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是真实的、可以检验的。他们只作分析，不作描述。因为在他们看来，“深描”也好，浅描也罢，均无关弘旨，反正都只是描述，而且是废话连篇、令人厌倦、缺乏想象力的描述。说出一段平庸的话来是要表示歉意的，如果不得不就容易为人理解的事作一番说明，就要使用复杂费解的句子和长长的多音节词。新的知识意味着新的权力。正如经济学家所自诩的那样：有了凯恩斯的一般理论，经济衰退已成为过去，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日可待。一时间，大量意图解释一切的理论涌现出来：从儿童训练到社会体系的发展动力，甚至文明史(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珍珠港”事件前的10年间，一批杰出的流亡学者，包括欧洲一些最优秀和最有智慧的思想家涌入美国，美国学术传统由此受到冲击与震动。他们进入美国各大学后，不仅抨击妨碍学科发展的传统障碍，而且就欧洲所发生的不幸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这块曾经是启蒙运动和现代、理性、工业社会进取精神家园的大陆，怎么会出现令人痛绝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为获得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答案，他们感到有必要探究人类的心理，并将各领域——从心理学、社会学到历史学、人类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在这些影响力强大的欧洲思想家的刺激下，美国学者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研究风格，同样开始提出深刻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创造性的氛围中，人类学率先利用心理分析的深刻洞见讨论社会科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使它进发出超凡的知识能量。因此，当美国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思维方式以理解众多其他社会的行为方式时，人类学一时间成为显学。早在1920—1930年代，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博厄斯(Franz Boas)在将文化研究从为了写作《金枝》之类的著作而游历世界搜集民间习俗的带着偏见的上流英国人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学助了一臂之力。他们确立起一个观念：文化具有动态发展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因为整体与部分即文化结构与个体的人格特征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内在联系。现在，“文化与人格”研究已经成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内容。 战争期间，训练美国人研究其他文化的狂热需求导致了地区研究的诞生(这是美国人的一项独特学术发明)。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曾经满足于描述和解释原始人的生活习俗、以村落为规模的文化的学科现在宣称：它准备“回家”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问题。当时，人类学的狂傲在诸如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的《人类的镜子》(Mirror for Man)之类的著作中可见一二。由于人类学的这种自信，克拉克洪认为他应该被任命为哈佛“俄国研究中心”(最早的地区研究项目之一)的第一任主任是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的。在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默多克(George P.Murdock)将其《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以至于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给囊括其中。人类学迫不及待地准备用它的文化概念解释所有社会体系的行为。 二战刚刚结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就在课堂上被传授给整整一代美国本科生，用的教材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两本书都是1930年代出版的。随着美国脱离孤立主义立场，转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美国的教育家确信：将来的美国公民必须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并由此结束种族中心主义的传统。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具有两种表现形式：要么认为，所有不是美国人的人都是没有差异的“外国人”，虽然跟美国人不同，但他们彼此间是相似的；要么相信，所有的民族都跟美国人相似，而没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人类学的发展影响到了政治科学。1948年，政治学家莱茨(Nathan Leites)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创刊号发表了一篇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章《关于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已经非常接近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使用。奇怪的是，直到1956年政治文化概念才由阿尔蒙德明确引入政治科学，并建立起政治文化理论。它的姗姗来迟之所以让人不解，是因为政治科学这门学科有着很强的美国色彩：不仅90％以上的政治科学家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接受美国式训练；而且跟美国的经济学一样，自由地从其他领域“进口”概念而不考虑“贸易平衡”问题，对于政治学概念的“出口”，哪怕是否可以对其他社会科学有所助益毫不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