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6)06-0780-06 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世界现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对世界各国影响巨大。目前研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学者也有不少，但由于受到学科、视角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局限，学术界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诠释、公共领域的起源和演变等方面不仅很难达成共识，甚至还存在着片面、错误的认知和解读。此外，一些人往往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割裂开来，故也不可能于此获得正确的体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阐述现代公共领域的概念、起源、发展、异变入手，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统一起来，试图为正确解读哈氏公共领域理论作出一种尝试。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现代公共领域与公共理性的关系，及其现代公共领域的塑造与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起源和形成 “公共领域”概念并非哈贝马斯首创，在此之前，熊彼特、布鲁纳、阿伦特和杜威等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该问题。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研究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起源、衰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亡与自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联系起来，内涵了重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合法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是相对私域而言的，私域一度指的是市民社会领域即商品交换和劳动领域，家庭的私人活动也包含其中。后来狭义的私人领域专指家庭的私人活动，与市民社会相区别。公共领域包括文学、政治、社会领域。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从文学领域中产生，并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弹性调整。现代公共领域形式上是跨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第三域。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批判的领域。”[1] (第23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事情。这种领域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本来是私人领域的，但涉及的是政治领域，如文化沙龙、咖啡馆等场所本来是私人领域，但当人们利用这些场合谈论公共权力问题的时候，这些私域便被赋予了某些公共权力的意义；其二，本来是一些公共权力及其附庸机关，但它们主要涉及的是私人领域的事务，故也具有私域的性质。如此说来，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应是一个不纯粹公、也不纯粹私的中间体，是私人领域关注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中主要涉及私人事务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认为：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以公民社会为依托，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力图调整二者关系的那种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域。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看成一个历史的概念，他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阐述了现代公共领域的起源、形成和衰亡问题。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公共领域”范畴。“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1] (第3页)由于古希腊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实际上公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很难分开的。中世纪的欧洲，即西欧的封建时代，公域和私域是不分的。那时的“公域”指的是“代表型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基于封建领主经济基础上的，它以国王和领主的私人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1] (第5页)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的欧洲显然是不存在的，“公”与“私”的划分仅限于以私法为基础的罗马法的内容里面。所以，在西欧封建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就是基于领主所有权并以王权为代表的公私一体化统治关系的总和。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或说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与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初步发展及贵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化，新代表型公共领域最初出现在佛罗伦撒，接着出现在巴黎、伦敦等城市。到了18世纪，随着贵族文化基本完成其资本主义化的进程，特别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代表型公共领域终于寿终正寝了。这样，从已经相当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文化里面孵化出了一个新的禁区——现代公共领域。这种具有批判、监督功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出现在文学公共领域，比如，如果沙龙里面的人们常常把沙龙作为谈论国家政治的理想场所，那么沙龙就具有了现代公共领域的性质了。随着“贵族”把批判精神搬出宫廷，以及沙龙政治批判及其监督功能的延伸，等级会议变成了现代议会。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和报刊业的发展，现代公共领域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新闻舆论(公众舆论)表现出来了，这样便出现了第四等级，继之演变为第四种权力——公众舆论的批判、监督权。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代表型贵族文化和私人领域发展起来的那种批判精神日益市民化、世俗化。这样，市民社会领域便成为国家的对立面，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以批判和监督精神为基本特征，私域政治化的弹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于形成了。 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现代公共领域的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