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2)01-0030-05 一、问题的提出及徽商道德瑕疵概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诚信经济，要求各个层面的商事主体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履行合同等商事行为中，以诚实信用为基本商业道德准则，以对自己、交易对方、社会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之应尽义务。诚实信用不仅是商业道德准则，同时更是基本法律原则。近几年引发社会震动的违反基本商业道德的案件很多，诸如前三鹿乳业集团在奶粉的生产环节加入“三聚氢氨”，严重危及消费者生命健康权和知情权等权益，2010年7月中国第一大金矿紫金矿业发生污水泄漏事故致使汀江污染，影响波及福建、广东两省。2011年的蒙牛“学生奶事件”和河南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诸如此类的案件数不胜数，商业道德的缺失和社会信用体系的薄弱着实令人忧虑，已经严重阻碍和制约商业良性发展，这种情形如果在法律机制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势必引发社会信用体系的彻底崩溃。 商业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决定于一定社会经济等社会存在，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与商业活动乃至商事主体命运密切相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1]39纵观明成化年间到清末的徽商，以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之精神和“诚信为本、以义取利”之经营理念，经营涵括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等诸多品种，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时间长达400余年。徽商之所以兴盛，非“得道”莫属；之所以衰亡甚至淘汰出局，亦非“失道”莫属。如果将徽商比作一个有机体，那么道德瑕疵就是其中恶性肿瘤，内因决定外因，依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精英论”的观点，徽商被兴起于东南沿海的宁波帮等新兴商人集团取而代之且一蹶不振。 徽商道德主要指徽商商业道德，指的是作为儒商的新安商人集团在经商过程中所奉行的与其他商帮有区别的道德准则，本身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原则性、传统性，其特点具体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2]417-419徽商道德瑕疵(moral defect)①就是徽商道德缺点，是内在的、隐性的、不易被发觉的。它伴随徽商始终呈一个不断变化过程，最后积重难返导致徽商式微渐渐被淘汰。诚然徽商道德的优点很多，诸如“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因义而用财，见利不忘义”、“凭薄利、做廉贾、得道义”、“立信在前、守信在后”、“艰苦创业、果敢处世”。[3]2-5然而从逆向思维加以认真考量就会发现徽商道德瑕疵的客观存在极大制约徽商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道德瑕疵在晚清社会急剧变革时凸显无遗，徽商不能及时转型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商场如战场，徽商道德瑕疵作为内因对徽商的走向起重要作用，与其他因素相互结合后发酵致使徽商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事集团彻底结束历史。 二、徽商道德瑕疵表现及产生原因考量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主要是通过真善美假恶丑的规范准则等形式来反映与总结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秩序需要，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徽商道德瑕疵亦如此，它来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并且随着社会生活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深受传统封建文化影响。 (一)浓厚的封建等级性 徽商兴盛时期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其当时的社会统治模型是一种皇权制度下的金字塔结构，徽州商人集团内部又分为豪商、富裕商人和小本商人三个社会阶层。从一开始商事主体的经营就不平等，徽商集团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封建权贵庇护下进行寡头垄断经营，这点在盐业经营方面极具代表性。[4]25此外，雇佣关系上具有很强的主仆色彩，“仆”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束缚，徽商将仆人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具有独立的完全人格的自由人和经济人，这些后来极大束缚了徽商发展。 (二)保守性 徽商道德瑕疵保守性与开放性相比具有诸多表现。原因有： 1.徽商一般指新安商人，主要指原籍来源于古徽州府地区的歙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黟县等1府6县，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古徽州地处现在的安徽与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带，由于外来移民文化(中国历史上战乱导致的历次人口大迁移，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宋末年的靖难之役)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文化相互交融，加之宋明理学(朱熹、戴震理学大家均为古徽州籍人士)影响，徽州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自成系统的大社区，它深受程朱理学道德教育思想灌输，各宗族要求成员严格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5]675这些人奉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东方式的哲学信条。 2.徽商是一个从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商帮，他们的经营理念具有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保守性，本身与封建势力天然的密切联系导致观念保守，徽商伴随封建势力的衰微而一起败亡就是玉石俱焚的真实写照。 (三)经营产业之传统性 从徽商经营产业以及具体涉及之项目分析，主要为盐业、茶叶、木材、典当等传统优势产业，一方面是徽商本身在政界乃至文化界的通力支持、合作下垄断经营的结果，还有就是与徽州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天时不如地利”，中国十大名茶中的祁门红茶、黄山毛峰等均产自徽州，具有山地地形的徽州自古就盛产文房四宝和木材，这些成为徽商先天性的优势同时也为徽商的潜在劣势埋下隐患。在近代新兴产业中虽然也能够找到一些徽商印迹，例如吴兴周的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程宏弼的上海中西大药房等，[6]127-129然而与宁波帮等相比大部分徽商仍然拘囿在传统产业作茧自缚。明、清两代，商业资本的增殖异常迅速，而与之相对的社会商品流通量增长却异常缓慢。徽商在社会市场发育不充分的非自由竞争环境下通过贩运贸易、囤积贸易、垄断贸易取得了大量商业利润。这对他们自身追求安逸、固守于传统行业产生消极影响。[2]434-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