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10-031-035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学术界称为“韦伯命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概念、选民预定论、恩宠观和禁欲主义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而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韦伯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差别，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行动伦理，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因，反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余英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针对“韦伯命题”加以批驳。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探究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在逻辑上，只有宗教伦理转化为商人的行动指南，才能说明这种宗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这也是“韦伯命题”长期难以定论的重要原因。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余英时还特别强调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但他本人没有利用徽商资料进一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1]78本文将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来检验“韦伯命题”。 一、徽商的“超越性动机” 西方资本家全心全意地赚钱，但是他们赚钱不是为了物质享受，依然自奉俭薄。根据韦伯的解释，这些资本家的宗教动机是用经营成功来证明自己在尽“天职”方面已“才德兼备”。余英时认为，中国商人也有这种“超越性动机”，他们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1]244明代商人已用“贾道”一词，这表示他们对商业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赚钱以外，还有其它意义。徽商阮弼“以歙为菟裘，芜湖为丰沛，既而业大起。”[2]“菟裘”出自《左传》的典故：“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指退休养老之地；“丰沛”是汉高祖创业的根据地，此处借指阮氏的商业基地。徽商李大鸿“亦永籍为公家之关中也”[3]，“关中”是历代的帝都，这也是把商业和帝业相提并论。徽商黄球“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4]这“幼负大志”原来只用于士人，现在又转移到商人身上来了。在徽商看来，为儒、为贾的道路虽不同，所达到的强宗固族的目标则可以一致。明歙商吴佩常对妻子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诚愿操奇赢，为吾门内治祠事。”[5]业儒入仕，能够为宗族争得名声和地位，从而“大我宗事”，而经商致富，将钱财用于宗族建设，亦可以“亢宗”。徽州人还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功名。“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其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6]经商成功者为贤为爱，失败者为不肖为憎。 余英时认为，新儒家伦理中存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苦行精神。宋代范仲淹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句话可以看作新儒家对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下的一种规范性的定义。余英时说，新儒家不是“替上帝行道”，而是“替天行道”；他们要建立的不是“神圣社群”，而是“天下有道”的社会。他们自己不是“选民”，而是“天民之先觉”；芸芸众生也不是永远沉沦的罪人，而是“后觉”或“未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新儒家才自觉地“自任以天下之重”。[1]159两相对照，可以说新儒家和新教徒对于自己的期待之高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对社会的责任感发展为宗教精神，后者则把宗教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感。[1]161 在徽商的家乡和侨寓地，他们对兴办义学、筑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济荒等公益事业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他们还置义冢、造救生船、设药局，开我国近代慈善事业之先河。明代，徽州私人创办义学蔚然成风。如歙县呈坎商人罗元孙，“尝构屋数十楹，买田百亩，以设义塾、以惠贫宗”；休宁商人吴继良，“尝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设义塾”。[7]歙县商人汪光晃，“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8]。入清以后，徽州私人创办的义学更是遍布城乡。如歙县商人洪世沧，“捐赀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两义塾”[9]。黟县商人李彬彦，“设义塾，多所课族党孤寒子弟”[10]。黟县商人汪廷兴，“尝捐白金三百立义学”[11]。婺源商人程耀廷，“倡兴义学，输田若干亩”[12]。休宁商人汪福光“筑庠宫文峰之垒”[3]；祁门商人马禄助修县儒学，“输金三百以佐其费”[14]，等等。徽商在侨寓地也积极捐资助学。如歙县两淮盐运总商汪应庚一次就捐资五万余金，重建扬州和江都的府县学宫，“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又出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以所入供岁修。”[15]徽商在外地所建书院也有很多，如景德镇新安书院、文昌宫，饶州紫阳书院，杭州崇文书院、紫阳书院，扬州江甘学宫等。汉口紫阳书院是徽商在侨寓地建设的最大的书院，正如乾隆时期徽州学者王恩注所说：“我徽士侨寄远方，所在建祠以祀朱子，而唯汉镇最巨”[16]。翻开明清徽州方志、宗谱，其中的“义行”、“尚义”等项，大都记有徽商“设义塾”、“立义学”之举。 筑桥修路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义举，徽商慷慨资助。正如徽州族谱所说：徽商“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以给窘乏。至于修道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仗义为之，不少吝”[17]。明代歙商许岩保“性好善，葺路建亭，不遗余力，时造万年桥，岩保输资三百缗”。[18]明代绩溪商曹显应父子独资铺设了练江上的万年桥、七都的文济石桥、延福石桥、八都的羊须坑石桥，与他人合资建造曹溪石桥。[19]歙县商人刘正实在扬州经商期间，曾经捐输万金，用于龙门桥的兴修。[20]休宁商人邵鸾在上海经商，“乐恤客之急，数以责诸人云间(上海)，故有金汇、薛家二梁圮坏，过者蛇行匍行经。公亟嘱工缮治……行旅称”[21]。由徽州迁至双林的吴逊铨，“凡里中修筑桥梁，里人必推公为首”[22]。明歙县商人朱永通捐资开凿浦口至渔梁码头的道路，“以利行人”。[18]清歙县商人江演热心公益事业，“郡北新岭峻险，行人艰阻，呈请当事，独立捐金数万，开通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18]有的徽商“处家至俭，一布袍屡浣不易，一茧被数十年不更制，非筵宴，尝蔬茹，无脓鲜之奉，有齐晏子之风”[23]，而一旦需要赈灾苏解民困，则能“惟以济人利物为怀”[24]，“扶危持困，创不朽之举，辄捐千万缗无所吝”[23]。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徽州全境发生罕见的山洪，随后“疫大作”。面对这样的奇灾和瘟疫，徽商慷慨解囊。歙县江村商人江希文，“捐施医药，全活甚众”。歙县路口商人徐鲸和徐景鸿也纷纷“捐资籴赈”，徐鲸还因捐赈荣膺冠带。[1]嘉庆十年(1805年)，洪泽湖发生特大水灾，歙县商人鲍漱芳先集议公捐米6万石，麦4万石，并在各县路口烧饭，供灾民食用，存活数万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