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贸易，过关收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惯例。清承明制，在所有舟车辐辏、商旅汇集之处，设关收税。道光年间的著名官员、学者王庆云曾指出：“我朝沿历代之制，关津抽税始顺治二年(1645)。”①那么经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调整，到清朝鼎盛时期乾隆朝(1736-1795年)，关税征收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和特征，从中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本文即欲就此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盈余政策调整 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多次调整各关的正额银数。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称：“粤闽、广西、湖广、四川等省，俱已荡平，商贾通行。今正值需饷之际，相应将各关原额征税之外，酌量加增。”其中，芜湖关的税额从45300两增长到50300两，北新关从2400两增长到3400两，龙江关从39300两增长到43800两。②大致而言，到雍正时期，各关的正额总数增长至约200万两。 乾隆时期对关税征收数量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盈余上。乾隆皇帝称：“各省关税定有正额，而尽收尽解。自有盈余，此不过杜司榷者侵蚀之弊，并无有累于商民也。但各省年岁之丰歉不同，货物之多寡亦异，其盈余原不能年年划一，近见各关报满之时，如盈余浮上年，则部中不复致议，如减于上年之数，则部中即行驳查。司榷者惟恐部驳，必致逐岁加增。年复一年，将何所止，苦累商民事有必然之势，……总之，查核过严，则额数日增，其害在于众庶；查核稍宽，则司榷侵蚀，其损在于国帑。此中轻重固有权衡，著大学士会同该部详议具奏”③。税收超过正额时，就出现盈余，可见乾隆皇帝认为盈余也是朝廷自然而合理的收入。 经济的增长自然会促进关税盈余的增长。为完全控制这一收入来源，乾隆皇帝对关税盈余进行过多次调整。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发布长篇上谕，表示户部提出了各关征收盈余银两，统一比较上届征收的情况，短少者按分数加以处分。但他指出，这一提议不无道理，盈余虽非正额，而是在正额之外，然非额外别征，因为“盈余缘照额征收，尽收尽解，其溢于成额者，即谓之盈余，是名虽盈余，实课帑也，亦即正供也”。居官食俸、忠君之事，当然要统一加以考虑，但户部的提议也有不当之处，“如议而行，则好论之徒必将谓计臣习于言利”。康熙年间，各税关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并不敷正额，然至任满之时，未尝不量其所入派工派差，无得饱其私囊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雍正年间的大力整顿，“凡官侵吏蚀、仆役中饱，举烛照而数计焉”。因此之故，各关都开始出现盈余，“而缺额者从未之闻矣”。由此可见，只要认真征收，“岁额本敷，盈余本有，向之有缺无盈，其弊自在漏卮耳”。自己登基以来，中外人心皆知政尚宽大，“希图欺隐，时则盈余岁减一岁，又渐开亏损正额之端”。故而曾严降谕旨，所有较前减少之员，交部严行察议。又担心查核过严，“则各关自顾考成，必求溢羡，或致借端横索”，因而要求只可据实声覆。但督抚查核，不过据监督之所申报，“代为奏闻，并无另行查办之处”，导致迄今年复一年，较前有减无增。 乾隆皇帝本人也深知，关税征数仅与上年相比，流弊极多，“有如甲盈一万，则下届之乙必思盈及万有五千，再下届之丙又将增加二万，至丁而三万。似此相竞不已，又将无所底止，必至病商敛怨，非理财之正道也”。所以他提出，盈余之数不如暂为定额，“当一以雍正十三年征收盈余数目为定，其时正诸弊肃清之时，而亦丰约适中之会也”。自雍正十三年以来，数十年间，“岁时之殷歉相若也，贾船之往来相若也，民风之奢俭相若也，则司榷之征收又何致大相悬殊哉!”故而他要求，嗣后正额有缺者，仍照定例处分，“其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该部按所定分数议处，永著为例，则既可杜征多报少、侵肥己囊之渐，亦不致长竞胜增加之端，庶为得中，如此而仍有以言利兴訾者，是为罔知大计而直欲饱其欲壑者耳”。④据此而确立了清代关税制度史上非常重要的比较标杆，即盈余征收数以雍正十三年所收之数为准，短少者一律处罚。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一成不变做法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尤其是运河沿线一带的榷关，因通航能力下降而导致过关商品量减少，关税盈余屡屡征不足数，只能由相关官员自行承担赔补，实在不近情理。乾隆四十二年(1777)，扬州关和凤阳关与雍正十三年征收盈余数进行比较时，再次出现短缺。乾隆帝不得不承认这一税额比较之法并非良策。由此，他又制定出上三年比较的方法来替代：“盖税课盈缩，率由于年岁丰歉，固难免参差不齐。而通计三年，即可得其大概，若多寡不甚悬殊，原可无(毋)庸过于拘泥。此法最为平允。嗣后各关征收盈余数目，较上届短少者，俱与再上两年复行比较。如能较前无缺，即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责令管关之员赔补，彼亦无辞。夫朕以雍正十三年为准，本属美意，今既有此求全之毁，嗣后此例不必行。”⑤这就是清代关税史上著名的“三年比较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乾隆皇帝看来，多征税银并非制定关税政策的重点。乾隆九年(1744)，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报荆州关盈余，称1741-1744年的盈余依次是13049.9两，14755两，27571.5两和24247.2两。乾隆直接回复晏斯盛：“如此锱铢较量，竟似一篇言利章奏于朕前，不知尔出何心耶？果如稽查严密，或者自不染指，虽少何妨？若有如上所指之弊，即费辞掩饰，亦岂久而不露者？且如此居心，亦不过内府微员，只司关税者尚可。汝为一省巡抚，亦国家方面之寄矣，如此居心行事，尚可问耶!此奏亦不交部，虽交部议双色，不过如此应答而已。汝等伎俩，朕实洞悉，批谕使知愧耳!”⑥这份档案让我们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到皇帝对关税的态度，即以民生为重，财税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