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观应与上海

作 者:
邵建 

作者简介:
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能够很好地兼二者于一身的,郑观应是非常突出的代表。郑观应的生活与事业和上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他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洋行学徒,一路扶摇直上,成为商界名流与著名思想家。他不但是洋务企业重要的管理人才,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还赢得了士林广泛赞誉,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郑观应为什么能够同时获得实业和思想两个方面的成功?上海为郑观应的成功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条件?本文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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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95.1;K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4-0021-05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曾担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赢得了士林广泛赞誉和朝廷的高度重视,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后人。此种影响力只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庶几近之。两部书论述重点不一样,问世年代有先后,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议题广泛而切合实际。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前者创办实业以兴利源,代表人物有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后者关心时务、以时论名世,代表人物有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但是,身兼实业家、思想家于一身的人却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实业家重商重利,追求利润,一般很少再有精力往思想方面发展;思想家注重思辨,特别是身处时代变局中的思想家,常以变革国家和民族自强为己任,一般较难涉足商业。两者取向不同,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但是郑观应却是身兼实业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突出代表,他既有实业家的嗅觉和商务能力,又具备思想家突出的思辨能力和敏感性。

      实业方面,郑观应经历了从洋行学徒、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的过程,成为晚清商界著名的职业经理人,被后人称为“千手观音”。郑观应17岁时,即咸丰八年(1858年),应香山童子试未中,奉父命远游上海,投奔叔父廷江,进入上海新德洋行,走上了弃学从商之路。次年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①做杂务工,时间不长便得到了买办头衔,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后来又出任宝顺轮船公司经理。1873年,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②创办,次年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3年雇佣合同,地位相当于总买办,首轮合同期满又续签5年合同。从事买办行业期间,郑观应的商业才能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的欣赏,并开始有邀请他为洋务企业工作的意向。1878年起的几年时间内,李鸿章先后邀请他“赴津襄办堤工赈务”、襄助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③、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办理上海电报局局务、委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等。1881年,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有意让郑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任招商局,次年2月郑与太古轮船公司雇佣合同期满不再续约,3月正式接受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帮办的委任,并兼任上海织布局,辞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3年10月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在经历了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后,郑观应又出山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等洋务企业要职。除了在企业担任要职外,郑观应还积极通过附股、购买房地产等形式兴办实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堪称晚清实业奇才。

      思想方面,郑观应在商务繁忙之余,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自觉、系统和深入地学习西学,并结合自己在洋行以及洋务企业工作的经验建言献策、著书立说,逐渐成为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思想家、政论家。进入宝顺洋行后,郑观应便参加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学习期间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酝酿写作《救时揭要》的某些篇章。④1870年起,开始写作《易言》,1880年编定刊行。该书中心思想是“自强”,也是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的具体论述,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王韬评价“此书盖救时之药石”,“功不在孟子、昌黎下”。⑤1893年底定稿出版的《盛世危言》,是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代表作,此后郑观应多次修订,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孙家鼐、邓华熙等将该书数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深得光绪帝赞赏,并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影响后世,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曾受此书启发。张之洞曾评点:“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⑥

      郑观应能够在实业和思想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郑观应选择上海开始他的商业历程,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最正确的选择。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取代了此前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资本市场发展和城市发展方兴未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尽管挟条约特权而来,但毫无疑问为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1850年代末,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江浙一带繁华地区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及其租界,客观上为上海的商业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此种背景之下,各类商业及相关人员成为了上海急需吸纳的人力资源,特别是随着大量外资洋行业务的全面和深入展开,能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务人士,即买办,成为了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群体。郑观应来到上海发展正可谓恰逢其时,他年轻有闯劲,有家族渊源,比较顺利地先后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不到20岁便取得洋行买办的头衔。可以说,在个人事业的发展方面,郑观应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而上海这样一个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将会为他提供一片广阔的职业天地和施展商业才能的空间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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