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1)04-0002-07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力争摆脱“文革”时期阶级分析和政治批判的批评模式，探索更为宽广的批评空间。其中的途径之一就是从“语言转向”来探索文学的形式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摆脱“政治标准第一”，逐渐认可“艺术标准”；将批评焦点落实在文学语言上，但仍然将文学语言作为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将语言视为文学的本体，转向语言本体论的语言审美批评。这一批评上的“语言转向”，其实也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诉求，从而完成了从文学的政治性到文学的语言性的根本转变。 一、从政治标准向艺术标准的转变(1977-1979)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语言转向”正式启动于1985年左右，从外在原因来看，得益于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引进，但从内部原因来看，新时期文学批评从政治批评转向语言批评有其合理的内在趋向。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77年的文章，可以发现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类文章在分析时仍以阶级立场为基础，执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甚至“唯一”的批评原则。如王阳松指出：“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思想作指导来反映什么样的生活。茅盾的《白杨礼赞》之所以思想性高，艺术性强，是因为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华北人民。”作者认为《白杨礼赞》“是一篇战斗性强烈的抒情散文”。[1]田绘蓝在评价茅盾的《子夜》时认为：“分析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首先弄清楚它的历史背景，才能确定它的阶级实质和它所代表的路线实质，从而才能给它以正确的评价。”[2]不仅如此，文中还有很多地方引用毛泽东语录，并用黑体标识。贾佑吉认为：“贺敬之同志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一首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的时代精神的颂歌，它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永葆青春的老干部和朝气蓬勃的一代新人。”[3]查国华、蒋心焕认为鲁迅的《朝花夕拾》“尽管它以回忆作为素材的，但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立足于现实战斗的需要，以战斗为目的，这就是《朝花夕拾》的基本特色。”[4]在这些文章中，“时代性、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是最为突出的字眼，是文学批评的标准。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打破“两个凡是”，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对比1977年和1978年的文学批评，可以发现批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1977年的文学批评中很难看到以“艺术”作为篇名的关键词，即使在文章中涉及“艺术”方面的内容也大都放在文章的末尾或者几笔轻轻带过，而1978年的文学批评中以“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形式”、“艺术结构”等作为篇名的文章开始涌现，如辛宇的《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谭绍凯的《高尔基〈母亲〉的艺术特色》(《贵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阎纲的《〈创业史〉艺术谈——在“对立”中刻画人物》(《上海文学》1978年第7期)、郭在贻的《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李朝正的《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建文的《诗歌的艺术形式与小说的人物塑造——〈李自成〉的民族风格管窥》(《湖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等等。虽然这些对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多是泛泛而谈，还很简单和粗糙，有些还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原先“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开始向“艺术标准”转换。 1978年文学批评从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向艺术特色分析的转变不仅有赖于思想解放运动，而且还得益于“为文艺正名”的大讨论。《戏剧艺术》于1979年1月在显要位置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提出质疑。不久，《上海文学》在1979年第4期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旗帜鲜明地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驳斥，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歪曲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狭隘地理解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在作者看来，文艺的功能应该在真善美的统一中来理解，文艺的政治作用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文艺还有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可见，作者之所以要为文艺正名，就是因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将文艺与政治等同起来，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鉴于有反驳者，从1979年到1980年，《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山东文学》等刊物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79-1980)”，仅以“文艺与政治”、“文学和政治”作为篇名的文章就达50多篇。这场讨论从“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等问题逐渐深入到“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文艺的本质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的含义等问题。在讨论中，由于争辩双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5]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中心问题，成为能否召开好这次会议的关键。在广泛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后，周扬在报告中指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并明确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6]307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在其表述中实际上已经纠正了“从属说”和“服务说”，对两者的关系作了重新界定。这一界定与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的提法相呼应，邓小平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半年之后，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再次强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作为回应，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口号取代了过去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至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