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是20世纪诞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学理论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源于20世纪初英国的仪式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1988年第11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科学大会的主题即“文学人类学”，会后出版了题为《文学人类学：人、符号与文学的一种跨学科新视角》的论文集。①半个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为传统的文学理论拓展出新的研究视野，已形成可观声势。一般认为，其产生的思想渊源是知识全球化，相应的意义之一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与发现，启发本土文化自觉。②如果将知识全球化、地方性知识、本土文化等相关核心概念在相对意义上视作一种空间和外部概念，尚有必要从与时间和自身密切相关的“文学”观念流变对文学人类学的兴起做出探讨，从而发现来自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驱力。 “文学人类学”从字面意思看，既包括“文学”学科，又包括“人类学”学科。从文学学科出发，我们有理由将“文学人类学”的重心放在“文学”上，像“比较文学”一样，是特定时代研究文学的新方法和新方法所带来的文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假如说“比较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扩大到世界文学，这些“文学”都是文本文学，那么“文学人类学”则使文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相当驳杂的“活态文学”。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图像、实物、仪式与文字都可以进行文学叙事，都是对多样世界的呈现和对世界的多样呈现。换言之，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和文化资源可以作为文学性文本来理解。这样，我们重新发现了一个被传统文学观遮蔽或抛弃了的大文学景观。例如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人们从这一充满智慧和形象性的表述中隐约感到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浮现”。③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就是基于一种“大文学观”，而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的知识谱系完全可以追溯到文学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从“文学”一词的词源学和中国文学历史史实中获得了充分的支持。“文学”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依次呈现出大致3种含义：文章和博学；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一切语言性符号。这3种含义的文学在现代学术分类中形成新的交汇，即文学的第4种通行含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从现有文献记载看，中国古代“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与《韩非子》。《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韩非子·难言》：“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在这里，文学既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论语》中，孔子将教育分为“文、行、忠、信”四科，“文”科即“文学”科，首先是一门技能性与知识性学科，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学到赋诗言志的技能和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和其他象征型知识。如刘师培《论文杂记》四说：“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即认为孔子师徒是把《诗三百》当作一本知识性词典来对待的。同时，“文”科还要让学生学习“先王之遗文”和其所蕴涵的礼乐教化思想、人文精神。在孔子看来，要成为一个君子，必须在拥有知识、仁义、勇敢、才艺等基础上，再加上“文”。这里的“文”，就是一种精神修养、品德思想。可见孔子的“文学”主要指涉的是自然与人生社会的知识、经验、技能和思想精神，并不注重西方现代“文学”所依赖的对于世界人生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审美性情感体验。韩非子的“文学”则主要指“儒学”，把“文”强调为儒家的主要特征，其“文学”的涵义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所指差距更大。 中国在近代以前，“文学”概念基本上都没有突破孔子和韩非子的框架，这就历史性地造成中国古代只有具体的文类概念，如诗、韵文、戏曲、词、小令、传奇、小说等，却没有“文学”这一学科概念。 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句就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是先于人而在世的存在者，直接就是创生世界者——“道”的审美性外观。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又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辅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文”就是造物主创化世界、创造万物的那个结构，是世界的美本身，是最大的美的精神、气质、风韵，这一结构就像天地一样，似有形却无定形，是动态的、遵循自然宇宙之“道”的审美性结构。“圣因文而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人和“文”在此都是“道”得以显现的工具或途径。因此，“文”能够自我增生新的义项，生成新的当代所谓“文学性”，即刘勰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同时，具有“文学性”的“文学”也先天地无法具有“文”的高度和本体论性质，“文”流注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文化中。如刘师培《论文杂记》中说古人以天地文物、礼乐制度、威仪动作、谈吐言辞、语言文字和文章文学为“文”。古人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科技教学等等日常生活都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文”中，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泛文性”。④ 可见，中国古代是以“文章”而非“文学”的名义来领受文学性的，其内涵和外延远大于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概念。以西方的“文学”概念衡量中国的文章，只有诗、赋、小说、戏剧等很少一部分文章能够进入“文学”范畴；但以“文”或“文学性”衡量文学，则中国古代的文章大都是文学，而且流布于民间的讲唱、仪式、图像、祭神、礼俗等文化事相都具有文学性。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存在形态的准确描述。因为无法独占“文”或“文学性”，中国古代文学也就无法画出自己本体性的清晰界限。 西方的文学观念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英语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最早出现于14世纪，其最初含义是泛指一切文本材料而非文学。权威的《牛津英语大辞典》给文学的第一项定义是“书本知识，高雅的人文学识”，即泛指文献、学问。西方学术研究第一步是“literature review”，即研究文献综述。在欧洲，直到18世纪末，文学一词还是“文献”之意，随后逐渐过渡到专指有关古典文献的特别知识和研究，最终于1900年前后才形成现代的文学观念，将文学从文献中彻底分离出来，专门指涉具有审美想象性的那一类特殊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