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6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79－04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对于“身体”的阐发，使其从现代科学所设定的“客观身体”——这一机械形象中解脱出来，成为充满“灵气”的处世基点，这一分析对于我们去伪存真、认清“身体”之本色有着积极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庞蒂依循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的思路，以“身体”为据点展开了对于笛卡尔“我思”哲学的批判，这有助于我们跋涉出以“我思”原则为立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带来的局限。“身体”由此成为我们建构美学现代形态的理想支点。 一、身体：我们处世的真实基点 借助现象学还原，梅洛－庞蒂指出，我们与事物最为真实、最为致命的接触并不是“我思”，而是“我看”，因为我们与事物最为源初的接触是通过我们的眼睛及其它器官发生的，“我们看事物”、“我们知觉事物”因而是一种确凿的达到事物的方式，“看”与“思”同样毋庸置疑，而且是对于“思”的一种挑战。“看”就是进入一个自身显现的存在之宇宙，因为，“看”一个对象就是居住到对象之中，根据事物面向它的那一面来把握它，在其中，“看”与存在是互相遮掩的，例如，我们只是也只能看到箱子的一个或几个面，而非全部，但我们却说看到了一个箱子。“看”就这样“遮掩”了事物，事物也就这样“遮掩”了“看”。这就是我们的眼睛、身体通过“看”、“知觉”与事物形成的交流，其中孕育着我们通过身体与事物相互开放形成的共有关系。 与事物的接触勾勒出我们的生存真实：我们必然“在世界之中”（l'etre-au-mondu），在我们的身体通过行动开拓的意向空间中与世界彼此开放。身体决定了我与这个世界必然的联系，因而成为我们处身于世的基点[1]。 “我们的身体”，即“己身”（le corps propre），是知觉主体，是“有所体验的身体”（le corps vecu）。这是一种有意向的身体，绝非机械的、呆板的肉体，因此也可称为“身体－主体”：作为“两层存在”，“身体－主体”既可主动感知，又可被感知，这即是内蕴的“可逆性”。庞蒂通过扬弃“身体图式”这一生理学术语来分析、阐明这一“身体－主体”。 简而言之，生理学往往将“身体图式”理解为一个表象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体验的概括，梅氏认为，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将“身体图式”理解为在我们感觉时对于我们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这其实已经趋近于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完形”。不过，仅仅认为“我的身体是整体优先于部分的一个现象”[2]，还不足以解释“身体图式”如何作为“一种新存在”：身体图式不是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的简单联合，也不是对存在着的身体各个部分的整体意识，而是根据整体计划的价值，主动地把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是“动力的”，它表明我们的身体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而向我们呈现的姿态。 通过分析运动机能障碍等病例，梅氏进一步证明“身体图式”对于人类活动所起的支撑作用①。梅氏指出，病人能够完成具体运动，说明病人并不缺乏运动机能，也不缺乏思维，之所以不能完成抽象的活动，就在于病人缺乏正常人的运动和运动表象（思维）之间的有效黏合，换言之，在正常人的运动中，运动与思维被某种强大的能力所把握，这种能力可以使我们轻而易举地完成抽象运动，这就是身体对于运动与思维的整合，即身体的“运动计划”，或曰“运动意向性”的有效展开。运动进而实现了与其背景的合二为一：运动背景内在于运动并激起运动，且在每时每刻支撑着运动的展开。 身体的“运动计划”可以使世界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使抽象运动得以可能：因为在紧急、必需等等的具体活动之外，我们依然拥有我们的身体，这确保了我们可以接受抽象活动的背景，进而完成它。因此，我们发现所谓的“意识生活”（包括认识、知觉、欲望等）是由某种力量主导的，这一力量正是身体图式在支撑我们行动时的“意向性”结构，梅氏将之称为“意向弧”。 在疾病中，患者的意向弧“变得松弛”，这一症状的表现就是身体失去这种主导性：患者因此受到现实的束缚，他缺乏自由，特别是缺少适应环境的一般能力和一种具体自由，于是产生所谓的“运动障碍”。进一步而言，正是“意向弧”的松弛导致了意识的错乱，而意识一旦继续错乱下去，就形成病变。这种疾病形成之后，在侵袭患者的视觉、语言等领域时，不但破坏视觉表象或“本义的视觉”，而且还会损害“俯瞰”同时出现的众多事件的能力，并且改变确认物体或意识到物体的方式，于此疾病也就完成了对于内容的分解。 患者能够完成自己曾经的工作、能触摸被蚊子叮咬的鼻子，就是因为在这些“习惯”中，“身体”理解了运动，把握住了运动的意义；患者之所以无法按医生的要求去触摸鼻子，也是因为身体不再能“理解”这一抽象运动的意义，意识因而不再能凭直觉实现这些运动。疾病于此也就完成了对于“意识”的还原，意识并不是“我思”，而是“我能”（Je puex）[3]，换言之，意识对于身体有着绝对的依赖，身体就是梅氏所说的“意识的能动超验性”所在[4]。最终说来，疾病在损害这种结构的同时，又用经过特殊缺陷改造的新结构替换原有结构，疾病因此不仅仅是我们可见的种种障碍，而且还是患者的存在方式。这正是身体决定的“处身于世”这种存在方式的脆弱性的体现。 二、“身体”作为源初意向性的所在 在康德的思考中，人在认识外界时必须通过知性范畴来把握“感性直观”所得之物，但是，这分属“感性”与“知性”的两者如何沟通？康德提出了“图式”概念，并视其为范畴与现象之间的中介：“它一方面和范畴同质，另一方面和现象同质，并且这样就使得前者在后者上的运用成为可能。这种中介性表象必须是纯粹的，即，抽离了所有的经验的内容，然而它必须在一方面是理智的，在另一方面是感性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