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教学文化的形态与功能

作 者:

作者简介:
龚孟伟(1971-),男,安徽寿县人,淮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淮南师范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李如密(1964-),男,山东费县人,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课程·教材·教法

内容提要:

国外常将教学文化等同于教师文化,并认为不同的教学文化模式内蕴不同的教学文化形态。美国学者安迪·哈格里夫斯把当代教学文化分为文化模式和契约模式,我国认为教学文化是包括教师文化、学生文化、文本文化和教学环境文化在内的整体性文化。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可将当代教学文化形态分为竞争性教学文化和合作性教学文化、显性教学文化和隐性教学文化、控制性教学文化和生成性教学文化。此外,当代教学文化还蕴含着价值导向、环境塑造、制度规约、情感激发等功能。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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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1)04-0023-06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它暗示了“人是一个悬浮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而教学正是意义的传递和人类精神的启蒙,也是人类创新生活方式,追寻精神家园的过程。教学本身即文化,教学的一切关乎文化,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教学都蕴含着自觉、自足、自新的教学文化。当代教学文化作为师生共享的生活方式也以其特有的形态绽放着魅力,以其多元的功能为师生交往、对话、赋义、理解提供着自由的精神场域。面对教学文化这一古老而年轻的话题,以反思的视角研究当代教学文化的形态与功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外教学文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形态

      教学文化不是一尘不染的阳春白雪,它是多元、动态的系统,具有推动变革和阻碍变革的双重属性,它的形态纷繁复杂,对其形态进行多维划分,有利于澄清教学文化内涵和践履教学文化生活。国外常将教学文化等同于教师文化,主要指为教师共同体所共享的知识和信念。美国教育学家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把教学文化分为文化模式和契约模式。

      (一)文化模式

      安迪·哈格里夫斯根据教师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把文化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形态。

      一是非约束性个人主义(permissive individualism)。这种教学文化形态致力于学校文化的重建,大多数教师独自进行教学,不必接受详细的审查,其所教的班级也处于绝缘式的状态,不受外界干扰。正式的从教资格使得他们拥有自主且受到保护的权利,从而免受教师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干扰。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们有时候会竭尽所能,开展某些创新活动,但大多数依赖教师自发性意愿的课程革新和教育项目并不能持续多久。教师没有机会向同事学习,在教学革新中很难获得同事的鼓励,教学中个人主义盛行,有可能阻碍教学改革的持续发展。

      二是合作的文化(collaborative cultures)。合作文化鼓励教师集体工作、资源共享、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它对改进教学与学习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流于形式,则难以产生效果,因为有效的合作文化形式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有效的结果。

      三是硬造的合作(contrived collegiality)。硬造的合作忽视、排斥或破坏教师之间积极合作的机会,是一种等级化的控制体系,具有强制性和虚假性。教学计划、学习内容、教与学的时间和地点的安排等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实质上很少合作,即使是在上级压力的情况下暂时合作,也难以持久。

      (二)契约模式

      契约模式则凸显出知识社会中面向教师的另外三种可能的教学文化形态:

      一是腐蚀性个人主义(corrosive individualism)。教育中的契约模式按照准市场的方式运作,消费者的选择和组织灵活的条款被限制在具体的、法规性的契约架构中,这将导致学校和教学中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的出现,他们为了生存和取得成功,采用达尔文式的斗争方式,这种竞争阻止了学校与学校、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也占用了教师的时间,加速了成本预算的削减,并力图迎合短期的成绩目标。这样,竞争性个人主义变成了腐蚀性个人主义,外则造成教师身心疲惫,内则使教师失去共同体意识,最终导致教师把目光投向短期的成绩目标,放弃对长期教学改革的追求,使自己丧失了教学的原动力,泯灭了教学的创造性,教师个体的独创性也随之销声匿迹。

      二是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教师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将契约融入文化之中,重视教师的合作,致力于把重点放在教学和学习的提高上,倡导发展革新的教学方法,为学生量身定做学程。强调了专业学习共同体应该与关心文化相结合,以长期的信任关系、安全可靠的建制、教师内部及其他人之间主动关心的责任义务为依托,才能取得最佳的工作效果。在这种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教师能够形成一种互相理解的文化,也能够保持最好的契约关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三是绩效培训教义派(performance-training sects)。它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改革者的教师在实施大规模改革战略时,把坚持效能标准和课堂教学技巧与教师工作关系的文化重构融合在一起。重点是为教师的某些培训加压和提供帮助,快速提高所有学生的成绩。这种得到强力支持、紧密联系、彻底贯彻的策略使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受益匪浅,但这些项目培训只能获得一些眼前的成效,它在保证持续发展上似乎不太成功。教育中的绩效培训制度具有宗教派别的排他性、真理垄断、标准苛刻、整体效忠、教徒定位、苦行主义起源和义务平等的特点,这种绩效培训本质上剥夺了教师和校长所应承担的责任。它不能成为教学前进的动力,只会是一种障碍,因此,应该超越绩效培训,致力于在更加包容的社会中,在政治更加灵活和宽容的环境中贡献教师的智慧。[2]此外,罗蒂(Lortie,D.C.)在《学校教师》中也提出了教学文化的现实主义形态和保守主义形态。[3]现实主义形态中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完成自己班级的短期计划,而不管教育的长期效果;保守主义形态中教师回避讨论和思考教学的脉络背景,无视教什么和为什么教的实质问题,不愿意做出根本性变革,只愿意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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