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1)01-0015-04 人是多面性和复杂化的异样存在。人作为生物体，依附于不同的地缘性存在；作为生命体，烙印着不同的文化性存在；作为意义体，表征为不同的价值性存在。由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正当性认定，在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交往中，出生和成长于不同地域、汲取和秉承着不同文化、秉持和推崇着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们，总是不期然地以自己的认知视界和评判标准来看待和认识周遭的世界和他人[1]，且此认知和评判，会因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占有上强弱、多寡和优劣之不同，而呈现出建构或被建构、殖民或被殖民、主导或被主导的话语霸权或文化权力特征。毋庸置疑，成书于20世纪中后期的萨义德的《东方学》[2]，可谓是这一思想的经典文本呈现。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过滤和建构控制，更在于他阐明的东方对西方也同样存在着想象过滤和建构控制的事实以及东西方携手合作共同压制其他历史的合谋。 一、从东方学到西方学：萨义德《东方学》的全景呈现 作为一门学科抑或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东方学或曰东方主义(Orientalism)已有较长发展史。但真正使东方学成为一个有着特别意涵且广为人知的概念，则是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及其以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曾专门论述了“东方学”的全面意涵。在他看来，东方学有三层含义，其一即东方学是西方“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门学科”，是西方“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各种教条和学说”。其二即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以“东方”与“西方”两者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别为基础”。其三即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西方对“东方、东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的想象过滤和类型化、符码化乃至“妖魔化”的建构控制，其实质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2]。显而易见，诚如人们通过萨义德广泛认知了东方学之真切意涵那样，《东方学》出版后之所以能迅速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在于其示明的第三层意涵。即他打破了西方所宣称的自由主义学术传统，指出西方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既保持了应有的客观性，同时也坚守着对纯粹知识的追求。相反，他们所进行的东方学学术实践，实际上和权力的运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社会生产建构成的东方学知识，不过是其殖民权力意识形态上的伴生物，是西方对非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和话语上的霸权性支配。 需要指明的是，萨义德并没止于承袭“知识与权力”分析理路对东方学的单向度批判，而是更进一步指出东方学这种文化霸权不仅对西方优势文化中的作家、思想家进行“内在控制”，而且“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2]。具体而言，因为面临传统文化“不断被建构和解构”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东方地区产生了“知识阶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汇合，从而呈现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2]，并“强化、深化和僵化”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感觉”以及“我们与他们的这一对立”[2]。换句话说，在东方世界中，这些强烈而僵化的自我身份认同，与西方的尖锐而恒在的对立感、敌对感及其自身所谓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使得东方相应的也产生了西方学。且它与东方学一样，是东方对西方的整体化、妖魔化和西方化，是东方对西方的想象视野、过滤框架、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与东方误解、歪曲、变构西方的前结构、前见和文化传统。而且这一表面上看来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因素的东方学和西方学，却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坚守“本质主义式的文化相对主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并互为资源、相互指涉，“被支配话语”与“支配话语”携手合谋共同压制“其他历史”，成为宰制各自人民思想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3]。 二、想象过滤与建构控制：教育生活世界的东西方想象 依循《东方学》的意涵来看，如果说“东西方”意指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想象过滤和建构控制的话，那么在我们既有的教育史实和现实教育生活世界中，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东西方式的思维想象呢？ 1.教师与学生——教育与被教育间的想象与控制 从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基本属性来看，作为其两大基本社会角色的教师与学生，构成了教育活动的首要和基本互动主体。因而教师与学生间的交往特质分析，便成为揭示教育生活世界中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权势强弱及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想象过滤和建构控制的首选。而众所周知，滥觞于先秦儒学并兼具诸子百家思想的“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理念，一直是我国传统师生关系认识的主流，并随我国传统文化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师生关系几乎难以撼动的基调。时至今日，尽管诸多论说仍一厢情愿地选取师生其乐融融的良师益友关系作为师生关系的应然定位，尽管历史上也不乏诸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师生互为观及“师即友”、“友即师”的“交以为师”、“心腹告语”的师生朋友观，但本于“天地君亲师”的原初道尊定位，基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礼法关系规约，立于“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的唯师是从要求，导致师生关系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固然，我们不得不接受现代学校制度和教育与政治间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导致的师生间对立及曾呈现出的师生失序状态，不得不屈从于信息网络化时代“后喻文化”特质下日渐凸显出的教师“知识交流者、知识研讨者乃至知识学习者”的角色扮演[4]，但一元特质下教师肩负的传社会之道和育国家英才之责，仍基本奠定着教师对学生的话语权势。在常态化的教育状态中，教师仍责无旁贷地遵从着社会要求，以社会之标准看待认识和建构着学生，以“定向定规定论”[5]的方式引导、规训和裁定着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