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现代中国教育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陈竞蓉,长江大学教育科学系,湖北 荆州 434023 周洪宇(1958-),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竞蓉(1969-),女,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教育科学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吸引了大批前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归国后成为改造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前后,顺应世界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潮流,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育家相继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最终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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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10)11-0042-06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交流的历史过程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887年。它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教师的专业学院。① 20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这些教育大师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辉煌建树,还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而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中心与理论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早就开始了以招收留学生为目的的与欧洲和东方国家的通信联系。但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个来自广东的中国留学生李亨(音译)(Lim,Paul Heng),他于1909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第一个获得该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他于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博士学位。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于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继之获得博士学位。② 1923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成立后,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更是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23~1938年的15年间,该所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652名。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565人之多,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2]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别开生面的教学、研究方法使中国留学生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曾这样回忆老师克伯屈教授的教学“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3]。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亮功则认为斯垂耶(George H.Strayer,又译斯特雷耶)、杜威和克伯屈三位著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尤其推崇斯氏所授的教育行政课程。认为斯垂耶教授的教学“理论与实用并重,……特别能使他们(指外国留学生——引者注)对于美国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4]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留学生予以了格外的注意与帮助。如杨亮功回忆:“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5]1927年1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克伯屈专门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国教育所学于美国教育的是什么》一文,向中国留学生提出9点建议。谆谆告诫,充满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真诚关心。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在执讲“教育史”课程的过程中,鉴于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多在大都市,不熟悉美国乡村情形,而这不利于中国留学生全面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于是他特地在各处向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路费,多次亲自带领陈鹤琴、王文培、郑晓沧等中国留学生和少数日本留学生到美国南方参观。[6]因为南部诸州以农业为主,有较多地方可供中国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由此亦可见一斑。

      杜威、孟禄等名师还对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国教育研究会给予了热心的指导。该会于1915年成立,最初是中国学生会组织,后成为最早的中国教育研究团体,吸引了许多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如蒋梦麟、胡适、孙科、李建勋、庄泽宣、汪懋祖、张彭春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前三任会长,分别是凌冰、陶行知和张伯苓。[7]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一批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领袖,就是从这个研究会诞生的。

      此外,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孟禄热心推荐陶行知申请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利温斯顿奖学金”,又指点他登门拜访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些捐赠人。由于孟禄的亲切关怀,陶行知终于从众多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利温斯顿奖学金的获得,使他得到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解除了求学的后顾之忧。

      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期,中国留学生们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全新的教育理念、开阔的视野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占据了政界、文教界要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民国政府国务总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从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③ 他们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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