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最先看到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矛盾(p
dagogische Paradox)即人为的教育是对儿童的天赋自由的干涉。在他看来,人生而自由却无望不在枷锁之中;对于自由人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颠倒一切,毁伤一切事物的天性”的枷锁;这样一来,教育就把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本来是好的东西,就全变坏了。[1]因此,自然人的培养和教育不是积极的,而是要阻止去做某些事情,让自然说话。卢梭把这种“让自然在说话”的教育称为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则。但是,用这种非人为的“自然教育”来试图克服现代教育的基本矛盾,等于是放弃了教育影响,取消了教育。卢梭之后的康德一方面宣称人拥有先验自由,但同时又认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也就是通过教育才能获得自由。他把卢梭的问题,也就是现代的教育的基本矛盾表述为“如何通过强制来培养自由”。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若干学者对于这一现代教育基本矛盾的若干解决尝试,并且指出目前教育改革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存在的令人忧虑的倾向。 一、康德的解决尝试 康德指出,人拥有先验自由,“人是目的,不能作为单纯的手段”,因此,要无条件地承认人的自由和尊严。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自由人的教育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由于教育总是深深地卷入到成长中一代的发展过程,引导他,指引他,因此,这样一种行动会伤害成长中的一代的自由和尊严吗?也就是说,如何通过强制培养自由(Mit Zwang zur Freiheit)?[2] 在康德的全部哲学探讨中,教育学思考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因此,他没有回答自由人的教育之如何可能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学生林克(Rink)所编辑的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的教育学讲座中看到康德对这个问题(即如何把自由和强制联系起来)的若干提示。 在康德看来,人是惟一必须接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3]人的自由需要教育,而非卢梭意义上的自然和自发的展开。教育应该使学生习惯对其自由的强制,同时应该引导他使用好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教育首先应该认可成长中的一代的自由,但同时这种自由在教育的开始,还没有完成,而是需要发展、塑造、促进和培养。因此,如果要避免自由与强制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就不能任意地加以教育,而是需要有条理地进行。康德区分了四种教育行动形式或维度:规训、文化化、文明化和道德化。 规训(Disziplinierung),就是把动物性转变成人性,防止人由于其动物性的驱使而偏离其规定性:人性。康德指出,人如果要进入社会状态中,就必须离开其自然状态中的粗野,因此,有必要对其粗野加以打磨。康德认为,人最初表现出来的是动物性,规训就是改变这种动物性。“动物通过其本能已经是其全部,一个外在的理性已经把一切都为它安排好了。人却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他没有本能,而必须自己给自己的行为制订计划。但因为他不是一生下来就能这样做,而是生蛮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就必须由别人来为他做这件事。”[4]不过,康德指出,尽管人需要规训,但“规训决不能是奴役性的,而是要让孩子感受到他的自由,只是他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因此,他必须受到阻碍。”[5]在康德看来,对儿童生蛮的打磨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最有害的,莫过于为了打破孩子的执拗,而进行一种嘲弄的奴役性的规训。”[6]也就是说,这种规训必须是消极的,只是为了阻止错误,使其不会野蛮鲁莽地冒险。康德认为,成长中的一代并不拥有像卢梭所认为的对于自由的高贵倾向,而是需要加以规训,但这种规训是纯然消极性的、去除其野性的活动。规训不是为了让他学习知识,而是让他们能由此习惯静坐,严格遵守事先的规定,以便他们在将来不会任性而为,不会随便想到什么就真的马上做什么。人必须尽早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理性的规定之下,对其生蛮性加以磨砺。 文化化(Kultivierung),包括教导和教学,是对情感力量的训练、灵魂的培养和精神的教化,它造就的是可以满足各种任意目的的能力和技能。因此,它不规定任何目的,而是把这些目的交给具体环境来决定。 文明化(Zivilisierung),这一教育阶段是为了形成在社会中所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也就是社会交往中的风俗、礼仪和机智性,其目的是使人明智,在社会上受欢迎,有影响。这种文明化一般指向每个时代的不同品味,因此,文明化也被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教化。 文明化不是通过教师的正式的教学,而主要是通过未成年人参与的习惯化的和社会化的活动来形成。在康德看来,学校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对儿童实施直接的强制和强迫,而是说,学校教学以及学校中的社会化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习惯性的特性和行为方式,都是从外在加之于儿童的。 道德化(Moralisierung),是康德教育的最高阶段。康德指出,人不仅应该拥有能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技能,而且还应该获得只会选择真正善的信念。善的目的就是那些必然为每个人所认同的、能够同时成为每个人的目的的目的。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让儿童倾向于所有的目的,而是使之获得一种只选择善的目的的态度。对于善的目的的选择,可以通过教育来促进,可以通过对相关道德情境的分析和探讨来发展和加强学生的道德判断力以及促进与这种道德判断力相符合的行动,也就是说,康德教育中的道德化是期望未成年人能够“学习会思考”,学会自我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