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解的努力，终归要依靠某种关于理解事物是指什么——理解由什么构成——的观念。在现代世界，对于理解事物是什么意思，长久以来最强大的观点源于自然科学令人稀奇的历史成就。这些高度专业化的信念体系，事实上到底是积累而成，还是在认知上具有可靠性，说清楚它的含义并非易事(甚或根本不可能)。但是工业国家的居民认为，自然科学确实提供了真正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对象只能被理解为终归独立于人的偏好和成见，这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流俗意识的一部分。就自然科学而言，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Lear 1988)只能把宇宙正确理解为由自然元素的巨大集合构成：独立于且超越于人类多变的兴趣而存在的实体——物理粒子、化学元素、生物物种和星体，等等。 政治思想史，就像人类思想其他方面的历史一样，显然也属于自然宇宙的历史，但其关注点却迥然有别。更确切地说，它不但本身就是人类兴趣多变的历史，而且是与关切对象——政治情境和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多变的历史，而这种情境和意义本身也远非独立于人的偏好和成见。由于这种对人类关切(甚至是情感)之特殊性(particularities)的双重专注，在那些死板地接受自然科学有关何为理解事物的观点的人看来，政治学说史便成了一种令人沮丧的思想类型。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对遥远的思想来源总是念念不忘，很容易被视为病态思想的征兆：无意中暴露出个人思想的神经官能症，或近乎灾难性的集体思想衰竭。没有哪个现代物理学家需要熟知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可是现代政治理论家却痴迷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的意见，这难道不是很丢脸的事么？ 这个问题之令人难堪，不在于研究人类历史的任何方面都与研究细胞、原子或星系的当前特性或历史演进迥然不同。不消说，在试图理解政治(不同于试图理解原子、细胞或星系)时，这种漫长而杂乱无章的人类理解史，仍应被看成与今人息息相关。我们当代对政治的理解，与物理学、生物学或化学的当代理解不同，仍然深陷于历史本身而不能自拔，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问题不在于政治理论史应当明显区别于物理学，而在于政治理论本身仍是一门难以驾驭的、有强烈历史性的学科。这里我打算解释一下，为何今天仍是这种情况(与战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家[Easton 1953]和英国分析哲学家[Weldon 1953；Laslett 1956]的预期大大相反)，为何在可预计的将来它可能还会如此，以及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它对政治理论史的专业发展有何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本身仅与近期学术研究相对狭窄的记录相关。但前两个问题同几乎每一个在世者或生活在不难设想的未来的人都息息相关，这样说并非虚张声势，在分析上也不是言过其实。牢记这种相关性的差别，对于思考下文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几乎人人都是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国民。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都依赖于一个日趋复杂和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转；这个体系本身是由往往极为混乱的决策勉为支撑，而这些决策又是出自五花八门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今天，几乎人人也潜在地处于难以想象的、极具毁灭性的热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极端危险之中，是自然科学的进展、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使之成为可能。两个世纪内究竟是否还有可生存的人类栖息地，或三个月内是否还有人类这一物种，都大大取决于人类的政治技巧和眼光(所幸其胜算在最近几年终于显著提高)。政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如此重要，但却不能说人类对政治的理解也与它带有毁灭性的重要性有了同步增长。 若问对政治的理解为何仍会具有难以更易的历史性——面对在某些方面如此新颖可怕的现实困境，为何还是如此，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形式——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从事这些活动总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制约，基于有限的信息，而且是出自技能和实践智慧有限的生物。在政治这门学科中，正是人类行动的建构作用，使它如此严重地受制于人类的信念以及梳理和表达这些信念的观念的变迁。用于组织现代政治行动的所有核心术语(国家、立法、司法、公民、国民、政党、阶级、义务、自由、权利、福利、财产、革命，等等)，其背后都有一部自身的历史。 在每一种情况下，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政治理解从来不仅仅是理解深思熟虑的行为的目的和潜在手段，它必然也要涉及评估当下面对的困境和既定行动路线的预期后果。唯有它们能够决定在特定情境下通过特定手段追求某个目标，是否确实是深思熟虑的行为方式。相对来说，政治观念史或政治思想史较少有助于判定和评估当下面临的困境。某些情况下，它更多的是提供一些对既定行动路线的预期后果的判断。(Dunn 1984b)在这些情况下，公允地说，它的主要教育作用在于塑造或提升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判断力，而非传递一套确定的发现。但是，政治理论史依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之处，在于判定和评估政治目标及评价政治行为。在这两个方面，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家和英国分析哲学家认为它会退化的预期已被证明显然是走入了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