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历史的深度，为当时的历史情势提供了一个阐释的孔道。“重写文学史”既是一场浪漫的、充满了幻想性的历史叙述的运动，又是建构一种“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合法性的理论性的运动。“重写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五四”以来或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而是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阐释策略和独特的话语欲望，它所表现的那种征服历史的狂放与冲动具有那种“新时期”文化的特殊的焦虑。“重写文学史”中重要的并不是它再度发现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而在于它投射了“新时期”的独特的语境。当“新时期”本身业已成为历史的今天，重新审视“重写文学史”，并不意味着对于“历史”及其“重写”给予校正或质疑，而是凸显那一特殊的语境是如何支配及影响了那一宏伟的“重写”的工程的，而这一“重写”的工程所生产的“知识”又是如何成为那一特定时代的语境的表征的。在这里，对“重写”的重写并不是象当时的话语那样仍是“现代性”支配之下的不同选择的对立，而是建构在对其话语基础的反思之下的；不是对旧有“知识”的再度替换，而是对这些“知识”赖以存在的那些前提的反思；不是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而是对业已存在的诸多“话语”与“知识”进行新的追问。在这里，那种来自于“现代性”的整体性地穷竭一切知识的欲望业已被一种更为冷静的、更为平和的反思与对话所取代。我们似乎在“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与学术发展中发现了足以支撑我们对“重写文学史”的整个过程进行反思的前提。历史业已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不同的空间之中，我们毕竟获得了进行新的审视的机遇和权利。“重写文学史”所建构的话语业已可以回归历史，在我们的反思之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成为我们的新的“知识”的一部分。 二 所谓“重写文学史”，一般来说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再认识，这一过程自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业已开始。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之中这一过程发展得极为迅速。人们对一系列作家、作品及批评理论进行了再评价，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构的基本话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代文学”的经典知识谱系业已被更替。这个过程是贯穿于整个“新时期”之中的。二是特指由1988年第4期开始至1989年第6期为止，在《上海文论》杂志上持续一年半时间的专栏[①a]。这一专栏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且使“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不再泛指对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史”的“重写”，而是特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的“重写”。“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新时期”文化史中的特定概念被彻底固定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域之中了，它的意义被十分明晰地具体化了。但《上海文论》所设置的专栏，其理论主张及具体分析均只是投射了“新时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实绩，是对于近十年的努力的归纳，而非新的领域的开拓。正象当时“重写文学史”的两个倡导者坦率承认的：“其实，在1985年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这本是一项有明确的专业范围的学术活动，但从我们这个专栏开办以来，由于新闻媒介的报道和社会上各种读者的关注，它竟然成了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①b]这些论述显然不甚准确。因为这一“重写”的过程自八十年代初就已开始，而这一过程也早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论述夸大了这一专栏的作用，但毕竟可以看出他们仍将“重写”的过程追溯到了1985年。而毛时安的论述显然更为确切，他认为：“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并认定“从文学史角度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牵涉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学史，牵涉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重写文学史。”[②b]这一论述将“重写文学史”与“新时期”文化的联系阐发得十分明确，虽有过于政治化的色彩，但毕竟将这一重写的过程追溯到了八十年代初，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上海文论》的专栏有效地利用“新闻媒介”进行炒作，使这一过程趋于通俗化，其将这一“新时期”文化的表征推向极端，变为一种流行文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对“重写文学史”这一话语进行研究时，应对于它在整个当代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在“新时期”文化发展中的意义做出全面的估价。情况十分清楚，使用这一概念的广义方面，将它理解为整个“新时期”文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加以“重写”的努力还是恰当的。正象《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栏目的主持人所指出的：“本专栏反思的对象，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毋庸讳言，这种史论观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极左政治和学术氛围里，逐步登峰造极，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的。‘重写文学史’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以往的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和重评。”[③b]这一目标显然不是《上海文论》的专栏所能承担的，而这一专栏所发表的40篇有关文章也显然仅仅是“新时期”有关研究的延续或重述。因此，从一个较广泛的进程的角度来分析“重写文学史”对于从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现当代文学话语的“重写”是比较恰当的。 “重写文学史”所面对的乃是一个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体制与话语，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左右的五十年代末期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体制与话语。无论是从所谓“史论观”的角度，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都是针对这一总体性的话语的。这就需要我们对那套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基本形构稍作分析，就可以对于“重写”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提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之前，学术界一般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之为“新文学”。王瑶曾指出：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节中，曾“略讲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而以总结的态度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应该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④b]。另据任访秋回忆，在1943年，河南南阳前锋报社即印行了他所著的《现代文学史讲稿》（上册）[⑤b]。这似乎是“现代文学”概念较早的作为文学史概念的应用。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指明其基本范围及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⑥b]。1951年5月推出了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讨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教学大纲》（初稿）。这个大纲虽是“四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匆忙的草成”[①c]的，却已勾勒出了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框架。而收入这一大纲及李何林（三篇）、张毕来（一篇）、丁易（一篇）的文章的论文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也已具备了完备的历史叙述框架。与此同时，1951年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2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3年，任访秋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55年张毕来推出了《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7年，刘绶松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通过这一系列具有教科书特征的“文学史”的写作，现代文学的学科规范已基本上建立了起来。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亦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1953年修订版中有了一个起步，他指出：“（下册）原拟写至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但因为直到今年二月（指1952年——引者注）才初步写竣，那时就感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方面的成就和面貌已有许多应该写入书中，……因此遂决定另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附于本书下册之后。”[②c]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发展的研究在建国十周年前后进入了高潮。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毛泽东有关“厚今薄古”的论述的号召之下，迅速展开。在1958年第9期的《文艺报》上，邵荃麟发表了《文学十年历程》的长文，认定这十年的文学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毛星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发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也认定新中国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发展与延续。邓绍基、贾文昭、卓如于1959年第22期《科学通报》杂志发表了题为《建国十年来文学简述》的论文，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状况进行了介绍。此后，一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著作也陆续出现。到六十年代中期时，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特指“新中国文学”的概念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这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文学专门化学员和部分青年教师合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并铅印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初稿）》。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了《1949—195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出版（科学出版社）。1963年，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出版（作家出版社）。这些著作的出现，喻示了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已从现代文学之中分离出来。人们在强调其连续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差异性。两个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对象”或“目标”的学科经过这样的过程建构起来。这一建构的过程明显地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这一过程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与发展过程相同步的。它明显地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决定。这种“文学史”的书写只可能是一个“国家主体”的自我塑形。它的性质与功能均在自身形成的过程之中被明确定位。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阶段一直包含着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且往往用“新文学”的更为广泛的概括加以描述，而随着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展开，“中国当代文学”被推到了历史叙述的前景位置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分别设定被明确了。于是象“新文学”这样的叙述虽还保留了下来，却已不甚重要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被确认为两个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