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理论”并不就是“与当代文学有关的理论”，而首先是“当代”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是“当代理论”。 “当代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不是“当下事实”和“既成事实”的注释，相反，它从变动着的时空对当下事实和既成事实作出理解，它关注被当下事实压抑的“歧意”，并预见这些歧意注定的未来“分延”。当代理论本质上的反潮流的学术精神，植根于它对现代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批评，在后者那里，在回答有关“存在”的问题时，总是把存在归结为存在者，而在者又被归结为“当下的存在”。这样一来，存在就被归结为“在场”，非存就被规定为“缺席”。结果，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剩下一个个在场的在者。于是当代理论就有可能在对当代事实的追踪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 本文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当代理论流于对当下既成事实的“迟到的注释”的批评，在不动脑子就追随“事实”，在哲学上称为“凡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在过去的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知识人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第二部分是描述，即提示“当代理论”的意义在于对旧阐释的批判阐释，在研究方法论上进行不断推翻前人旧说的革新，它的革命性首先在理论中而不在现实中，这使它区别于紧紧追随现实的新闻和社论。 “我们像葵花？” 我们是彻底根除了浪漫的一代，实用主义是我们致命的救药，我们不会沉入的。……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近几年来，我和我的同行们都在经历并探索一个适应外在环境和外在原则的过程，正像五十年代我们的前辈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适应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一样，今天的我们也在通过学习来适应市场和现代化。两年前，我在应《战略与管理》杂志之邀与韩国学者李旭渊讨论问题时，曾经引用阿多诺的名言来说明整个知识界在九十年代正在进行的痛苦，通过学习来适应时代的进程。在我看来，阿多诺一字千钧地写道：“没有什么能保持原状而不转化，没有什么能免于通过死亡之门。拯救只是心灵深处的冲动，而事实上，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没有任何指望。这种投降既是拯救的目标，也是充满希望的探索的心灵。” 然而到了1995年，当所谓“反抗投降”成为一场理论闹剧时，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的确有许多人，不经过痛苦和学习、通过辩证思考就可以迅速地适应外在原则。即不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原则，而是经过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原则来适应外部原则的。这正像何顿1995年一个很重要的长篇的题目《我们像葵花》（《收获》1995年第4期）。 由于漫长的历史原因，人们变得很实际，很功利也很盲目地围着“时尚”转。的确有这样一批人，流放他去农村他就适合农村，关他入病院他就适应病院，抓起来也会改造得相当好，正因为所有的人都得活着，正因为活着就得适应环境，而且这茬儿“葵花”又特别地不存在北村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竟被冠之以“实用主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空间”来宣扬就不足为奇。 实用主义，作为描述对外在原则的无原则的适应的一个精确概念，不断表明了当代知识人自我意识的退化至荡然无存，显然，关键还在今天思想和学理还有什么用而在于我们的行为有多少是通过和借助思想和学理来达成的。而且行动的确与意识形态统治之间存在一个互相欺骗、彼此心照不宣的夹缝，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才深刻地表明了一代人本质上的盲目和屈从的潜意识。这种屈从的性格正如王朔在《动物凶猛》里所深刻披露的：“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为我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然而，难道不是这一切也迫使我们问：“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思想的逻辑划等号？ 也许王朔伟大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他敢于承认：“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即他敢于承认他之所以得像所有的人一样说同样的话，并不是因为他信这个，而仅仅是为了活着混下去这个实用主义的目的。因此他就揭示了“欺骗”如何成为活下来的普遍手段，这同时也解释了一个没有反思能力和合法性保证的缺乏合理化的时代之所以能达成延续的人的原因。 实际上这也正是王朔在普遍的意识形态压力之下，去开辟一个内在化的“家庭空间”的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真诚的王朔当然是有他自己承认的“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的“妥协和顺从”的自嘲的一面。正是王朔而不是别人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今天的人们只能也只愿意一心一意地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在那里他们找到安身之所，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忘掉世界的愚蠢并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于是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按照池莉和方方的设计来改善食宿，并且想入非非地按照胡鞍钢博士的推算攒钱买小汽车，无论这是多么值得安慰的事情，它也提示：人们生存的限度在于，他们只能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最后，他们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打开电视，看王朔的家庭剧，从《渴望》到《过把瘾》。或者说他们希望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一些，以免去更多地面对社会上的麻烦。 无论这种“内在化”倾向多么受到鼓励并且刺激了消费的增长，但我要说出的却是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对于普遍社会问题得到改善的绝望，对文化批判的绝望，对自我意识的绝望。最近中央电视台提供了这样的报道，一幢公寓房主水管破裂了两个月无人修理，每个住户不是不想找人修理而是找了也没用甚至根本不知道去找谁，于是他们从装修得如宾馆一样的家里走出，每天趟着水走过楼道。这个报道难道不是个深刻的象征？它难道不会使一切新写实主义的写作因为最终的无可回避而显示出它“欺骗”的本质？它说明放弃社会批判，一味地顺从那仿佛不可改变的意识形态套话而招致的代价——这就是大众明哲保身主义的代价：因为在大众明哲保身主义背后的其实正是绝望。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听从，听从例行公事的，皇帝的新衣式的，甚至连王朔本身也有可能退化成的滑稽表演。最后，正是由于王朔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那个东西的“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与之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结果“欺骗”进一步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堕落，造成了更广泛的没有保证作用的东西的存在——也就是说，造成了虚无。这不但是新写实主义的另一面，也是它最深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