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身份 理想的符号表意行为发生在两个充分的自我之间：一个是发送自我，发出一个符号文本给一个接收自我。发送自我在符号文本上附上了它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携带着意义，接收者推演出他的解释意义。这三种意义常常不对应，但是传达过程首尾两个自我的“充分性”使表意得以顺利进行。 在这里，“充分性”并不是对自我资格能力的考量，而是指有足够的自觉性处理意义问题。自我意识并不是意义对错或有效性的标准，而是表意活动双方是否互相承认对方是符号游戏的参加者，只有承认对方，表意与解释才得以进行，而承认对方的“他者”自我，是自我确立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表达的意向。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说：“表述是一个志愿的、坚定的、完整的意识到意向的外化。如果没有使符号活跃起来的自我意向，如果自我没有能赋予符号一种精神性，那就不会有表述。”① 这样的自我，是相互的，是应答式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自我并不能单靠冥思而建立，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建立。自我是一个社会构成，靠永不停止的社会表意活动构筑自己。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区分自我与身份。身份是任何自我发送符号意义或解释符号意义时必须采用的一个“角色”，是与对方、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如果面对的完全只是自己，可以将自己幻想成任意身份，那么身份就可以随意变化。除非是精神分裂者，他在自己心中，用同一身份传送并接收符号。 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对于一个特定的人，他有可能或有能力展示（或假扮）某些身份，而无法或很难展示另一些身份。老人不便“装嫩”，无知者很难展示学者身份，男子很难装女子身份。但是身份是有弹性的。写作时的性角色（例如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用男人身份写作），可以有真有假；同性恋中的性角色，就难以说是假的，因为没有“真的”性别身份。对身份不能轻易谈真假，或者说，没有身份是“本真”的。 但是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符号意义所必须，是表达与接受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我们可以以教师身份对学生说话，以法官身份对疑犯进行审判，以观者身份迷恋一部电视剧。不可能想像不以一种身份进行社会表意或解释。面对同样一条命令，发号施令者的身份不同（父亲、长官、法官、教师），一个人就不得不采用对应的身份（儿子、士兵、犯人、学生）应对。他的解释，也就在这个身份上建立。他可以拒绝采用这些身份，采用另样的（例如逆子）身份，这样父亲的话就失去了命令的权威性，同样的符号文本，意义就会不同。因此，意义的实现，是双方身份对应（应和或对抗）的结果，没有身份就没有意义。 人的任何活动都采取一种身份，人不可能以纯粹的抽象的自我进行意义活动。在表达或接受一种意义时，任何自我都无法逃避采用一种身份，社会把这些符号交流身份分作很多类别范畴：性别身份、性倾向身份、社群身份、民族身份、种族身份、语言身份、心理身份、宗教身份、职业身份、交友身份等等。随着文化局面的变化，还会有新的身份范畴出现，例如最近出现的网络身份（online identity）。 自我是各种身份的出发点，也是各种身份的集合之处。那么自我是否就是个体的各种身份之集合？有的学者似乎是如此考虑的。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描述极为通俗：“自我”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例如身体、能力、房子、家庭、祖先、朋友、荣誉、工作、地产、银行账户。② 的确，每一个“拥有”都涉及身份问题。查尔斯·泰勒也认为认同构成自我，而人的社会行为不得不不断地作认同。③ 身份似乎是每次表意或解释的临时性安排，但是一个人有一个自我作为他的各种身份的出发点，这些身份就有了三种特征：“独一性”（uniqueness），即该自我有充分自觉的选择能力；“延续性”（continuity），各身份均符合该自我的一贯性；“归属性”（affiliation），这些身份导致该自我的社会关系。 这三种关系实际上是三种“感觉”。身份取决于感觉，是自我“觉得”如此，因此最好称之为“独一感、延续感、归属感”。自我是这些身份感觉集合的地方。一旦自我消失（例如死亡，例如昏迷，例如“随波逐流”拒绝思考自己为何采取某种身份），这些身份感觉也就无以存身。 身份与自我有明确的区分：身份必是社会性的，自我是个人性的。两者结合成社会性自我。正因为身份的社会性，它能够被偷窃借用（例如假新娘，例如双面间谍，例如假冒他人进大学）。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假定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的个人性，不能让它随心所欲地变化——只有这样的自我才能对一个人采取的真真假假的身份负责。 自我是如何获得这些身份的？人际互动的身份建立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范畴化”，即是把相对于自我的他人贴上标签，如要把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首先要把相对自我的他人贴标签为打工族；第二步是把集团与集团进行比较，例如把商界、官场、学界进行比较；最后二步是认同，把自己归于某个集团，例如归属于学界集团。范畴化、比较、归属，这三步实际上都是排除——我认为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认为我自认为不是什么人。 如此获得的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哪怕在同一次表意／解释行为中，自我也不得不采取多重身份。例如在教研室同事聚会时，自我的身份可能同时是一个青年教师，一个思想倾向上的新左派，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本地人，一个某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一个喜欢喝蓝剑啤酒的人，等等。这些身份可能，在同一次表意行为中出现，并且对意义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可以看到，只有在做特定意义交流时，才需要特定身份。不谈足球时，不需要球迷身份；不谈全球化进程，不需要新左派身份。因此，各种身份必然是符号身份。把某种身份用得超过对方认可的程度，所谓“三句不离本行”，往往构成交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