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从最初作为清算极“左”文艺思潮，冲破“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束缚的一支重要力量，到80年代中期文艺批评界“方法热”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再到90年代后期对文学创作观念和后现代文化研究立场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在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的接受、演变与影响的历程。但学界对整个这一接受过程的研究相对欠缺，虽有研究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的专著——陈厚诚、刘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2000)一书，但它并没有将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状况纳入视野，而有关的研究文章或在时间跨度上相对局限，或关注角度各不相同。因此，这里就这样一支对中国文学界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30年状况加以梳理与研究。根据接受与研究的深入程度，本文将30年的接受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令人亢奋的“陌生化”：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期的初步译介 中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较早应始于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一文，其中提到了作为结构主义先驱的“俄国形式主义”。1980年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翻译出版，开始有了专章介绍俄国形式主义。1983年第4期《苏联文学》发表了李辉凡的文章《早期苏联文艺界的形式主义理论》，同年《读书》第8期刊登张隆溪的文章《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1984年第3期《作品与争鸣》发表陈圣生、林泰的《俄国形式主义》一文。1986年第5期《当代文艺思潮》再度介绍《俄国形式主义》(伍祥贵)。从此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便悄悄地在国内蔓延。不过，这些虽是初步零星的介绍，却已显示出了不同的评介倾向。有的文章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否定多于肯定，“形式主义”一词这时并不是一个纯学术词语，而是一个含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词语。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否定性评介虽然在中国的研究并没形成主流，但对“形式主义”的简单理解显然对接受起了误导作用。而张隆溪之文抓住该流派的核心概念“文学性”和“陌生化”及其文学史观展开论述，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的重要价值，为以后中国对该流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渗透，主要是通过翻译西方学者的著作、编撰西方文论的著作而实现的。以专章、专题介绍或涉及俄国形式主义的译著有：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佛克马、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休斯的《文学结构主义》。中国学者的著作与文集有：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研究的系统方法》文集，傅修延、夏汉宁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文化部教育局编写的《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班澜、王晓秦的《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张秉真、黄晋凯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主要是在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接受背景中呈现的，只是初步的了解与接受，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势理论。因此，我们将着重介绍后两个阶段的接受状况；不过，只要我们稍微回味一下当时学界对这几部文论译著的热衷与追捧程度，就可以想象该阶段西方文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亢奋与躁动。 二、“陌生”话语的喧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的研究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随着中国文学方法的大讨论，人们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价值日益关注，它开始从西方文论的大背景中凸现出来，出现了专门的译著、译文、论文和专著：有托多罗夫编选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什克洛夫斯基等著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什克洛夫斯基的专著《散文理论》、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另外《外国文学评论》1989第1期、1993年第2期分别发表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著名论文《艺术即手法》和《词语的复活》，《国外文学》1996年第4期发表了迪尼亚诺夫的论文《文学事实》。这些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翻译为中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并出现了各类研究成果。一类是以论文为主，进行专题研究；另一类是以著作为主，全面研究俄国形式主义。 (一)专题研究。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核心概念，“文学性”与“陌生化”。这一时期，就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了专题研究，《关于“陌生化”理论》(杨岱勤)、《“文学性”和“陌生化”》(钱佼如)、《文学语言的诗性结构与审美功能》、《论俄国形式主义》、《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文学性”与“陌生化”》，都是较为重要的文章。其中，杨岱勤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关注了形式主义学派其他成员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表述不同但实质属同一序列的概念间的联系。笔者认为，此类的辨析十分重要，因为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术语，如材料、素材、故事、本事、情节，形式、结构、外形、表现、内容，程序、手法、手段、技巧，风格、体系、功能等等，它们的“能指”与“所指”经常交叉、混合，界限不清，使用含混、随意。这里既有翻译的原因，也有对其概念理解不透的原因；既有个性化的解读，也有吃不准而导致的误读。这种情况是我们接受过程中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而对这些术语的梳理性研究不够，也是目前研究形式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专题研究是“文学史观”的研究。在有关俄国形式主义的论文、论著中几乎都注意到了以“陌生化”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如陶东风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不仅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一元论文学史观，还论述了其文学史的二元论模式和多元论文学史观。不过作者在论述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时，依然是从我们固有的“形式”概念出发来看待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一元论”的，剔除了他的“形式”概念中的“内容”要素，忘记了他的“形式”概念是一个变革了的“形式”概念，它包含了“内容”，“内容”是其中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大概念。如果从什氏的“形式”概念出发，自律与他律的二元论也好，体系与功能的多元论也好，都是在什氏的“形式”大概念之下对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而非另辟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