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9)04-0001-10 一、引言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在文化这个界面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这个园地里，相对于“全球化”的“拟象”，真正要面对的，乃是“跨文化”的“实况”。 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代国外文论，就应当既要关注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也要关注其互动性与共通性。 讲差异，就要直面多形态。所谓外国文论，想必不宜简约为“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想必也不宜简约为“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想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国外文论理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东亚文论”等不同板块，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俄苏文论”等不同类型。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竭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地借鉴，多元素地吸纳，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偏食与偏执的覆辙，才有可能在经受“言必称希腊”的练历之后，不再来一个“言必称罗马”。 讲互动，就要探索彼此的共通性。在“跨文化”视界中，要关注“同中有异”，更要关注“异中有同”。在时兴谈差异、流行找差异、“差异论”大行其道的当下，更有必要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文学的发育运行，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进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 新时期以降，国门大开，西风突进。我们得以告别主要从苏俄文论那里“拿来”的偏食状态，而相对集中地引进美英文论新潮新声，(尽管往往还是以美英学界的接受视野作为我们的引进坐标)不断吸收欧陆文论新派新说，眼界大开，成果丰硕。可是，对国外文论的其他板块、其他类型，则关注得不够，了解得不深。譬如，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介绍研究就很不系统，很不完整。 其实，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枝繁叶茂、蕴藏丰厚的。她既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百年进程的重大学派，又拥有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罗曼·雅各布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以及尤里·洛特曼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学派的建树以及这些大家的著述是20世纪世界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大概并不逊色于现代欧陆文论与现代英美文论。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全面梳理，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的行程这样的学术史清理自有价值，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与现代文明社会进程与当代文化运行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很有意义。 这种价值与意义既显现于百年文论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上，也体现在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上，更呈现为今日文学理论之“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形态上。 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影响广泛，既很有辐射力，又颇具超越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已为不同国度的学者所撰写的多种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所佐证①。行进在“结构—功能”航道上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对“形式—结构—符号—功能”执著倾心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在整体上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百年现代文论的学科化进程，这已自有公论而毋庸赘言。 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从当代文论穿越民族穿越国界穿越文化圈而在“理论旅行”状态中生存与发展这一现实境遇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对于这两点，则需要作一番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较为深入的考量。本文且尝试进入这个话题，以引发进一步的探讨。 二、现代文论范式：哲学、美学与符号学视角 现代文论生成的一条路径，在于一些哲学视角、美学视角、符号学视角的蜕化与裂变。它孕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战争结束后得以发展。一些哲学范式和美学范式实实在在地被改造了。一些更能专门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由此而得以建构出来。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一些对当代文论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大理论家，其第一身份乃是哲学家、美学家、符号学家。他们都是从哲学视角、美学视角和符号学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这里且以他们当中的一位——不少人对之也有些了解但其实也是“若明若暗”——罗曼·英加登为例。 罗曼·英加登(1893-1970)，波兰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波兰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波兰的故都和历史名城克拉科夫，曾先后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德国的哥廷根、奥地利的维也纳和瑞士的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数学和物理。1912-1917年间就读于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门下。虽然师生之间关系亲密，但在学术问题上，英加登并不满于老师的先验唯心主义，从20年代末就走上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哲学研究道路。回到波兰后，英加登在利沃夫大学任教期间，写下了《论文学作品》②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③；1939-1944年二战期间，他完成了关于一般本体论的重要著作《关于世界存在的论争》④；1940年，英加登动笔写《诗学》绪论，后来有了一本英加登自称为其“文学作品理论纲要”的《文学哲学简论》(卷一)⑤；1946-1957年间任职于雅盖沃大学。1956年，英加登出席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美学会议，自此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主要是以美学家的身份，随后出版了三卷本《美学研究》。英加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并把它们译成德文，还发表了作为《论文学作品》之延伸的《艺术本体论研究：音乐、绘画；建筑、电影》⑥和《体验、艺术作品与价值》⑦，在后面的这本论文集中表现了30年来他对艺术价值问题不断增长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