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语文教育遭到世人的批判，引发语文教育界的改革创新，语文教材的开发建设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无论是选用的篇目、编排体例、选文标准都有较大的变化。但大幅度的对传统篇目进行更换，对教学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因素。 一是不利于教师指导教学。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教师在教学中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前提就是对教材了然于心、了如指掌。一个有多年教学实践的老师甚至不用带教材也能轻松自如地上好课。而新教材换上大量新篇目，对所有老师来说，都是从零开始，老师的起跑线与学生是一样的，这又怎么实现“闻道有先后”呢？任何一个老师的精力和时间都是紧张有限的，特别是对那些家庭负担沉重，或兼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每天花在钻研教材上的时间是屈指可数的。一个对教材不熟悉甚至连一遍都没有看完的老师，怎么去指导教学呢？谈何吸取教训，使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学内容更适合学生的需要呢？ 二是不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教研的展开。教书育人是一种精神生产，也是一门艺术性的工作，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有足够多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思考。对从来没有接触的篇目，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对内容熟悉的篇目教师的着力点是如何采用更好的更有效的形式去解读、演绎、传授。教师的创新主要是推陈出新、破旧立新和标新立异。 教师科研是提高教师业务能力、促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教师科研的主要领域是教材、教法和教学。很多传统篇目历经千万人的实践、研究，对其内涵的挖掘、特色的分析、教法的阐述早已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极为便利的条件。虽说新篇目为教师科研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的领域，但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单独从事教材研究的能力是很薄弱的，很多教师离开教参就不知如何上课。 三是不符合语文教育的特点。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结合，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人文性也必须立足于语言。不管是以前的语文教学大纲，还是现在的新课标，在语文的教育目标中都提出“要培养学生热爱、准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感悟和准确熟练的驾驭能力，而不是将学生培养成具有渊博的语文知识、丰富的写作知识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和作家。所以，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首先应看对学生的语言训练与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否有可资品味、借鉴、模仿、启迪的价值，而不只看该文是否反映了时代变化、是否有审美意义。 语文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任何一篇文章都包括语言、修辞、逻辑、文学，大部分语文知识、语法知识、写作知识都可以把一篇课文作为载体，学生学习语文主要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文之间的优劣只在于知识承载量的多少。其他学科不同章节，内容也完全不同，篇目的变化、增删意味着内容的重大调整。 四是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由教师、教材和学生构成。教材是师生对话的桥梁。学生对文本意义的建构是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相关资料的筛选、提取和选择形成的。传统的已有定评的篇目已拥有大量的配套资料、延伸拓展资料、补充性练习，这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极为有利，而且这些详实的资料为新课标提倡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一定的意义。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教师及时提供相关有用的信息，而一些新篇目只在少数学者研究者中获得过认同，广大的从事基础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人员从来没有涉及过、听说过，甚至连最基本的教参都来不及配发，或语焉不详，或只是少数论者的一管之见，这对最先使用该版本教材的师生极为不便，从而对教学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无怪乎很多语文课变成了纯粹的自学课、没有目的的讨论课。没有对经典篇目的咀嚼、积淀，学生怎能借鉴模仿、举一反三？ 此外，有些选作新教材的时文虽然在内容上及时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但在结构、语言、布局、技巧上缺乏锤炼，经不起反复推敲，时文不一定代表进步、先进，传统文不一定意味着落后、保守。有些省市出版的教材，由于时间仓促，学术力量不够强大，或过于贪多求全，或过于强调革故鼎新，致使有些篇目很不适合教学。 对有些确实与时代精神相逆，或经数年实践检验，不适合教学的，应撤换；对一些在社会上深受好评，是学生成长所必需的，也应及时编选进来，但更换的数量不宜太大，速度不能太快；在新课程中，有选修和必修之分，对一些无法忍痛割爱的文章可编在选修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