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2-0035-04 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人类发展的“轴心时代”，亦即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和重大突破期。在此期间，人类的伟大精神导师们，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等相继诞生。承载他们智慧和思想的典籍便构成各个文明的文化元典。 “元典”不仅仅是经典，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本体性和原创性的经典。他们塑造各个文明的文化传统，并对人类后世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元典都具有不言自明的价值。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对元典的背弃正是当今学术大师消失、大学生整体素质滑落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让元典在课程设置和人们的日常阅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所在。 一 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湘潭大学资深教授张铁夫先生常常自谦地说：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与前辈学者有较大差距。张铁夫先生出生于1938年，他所说的前辈学者实际上是指有“五四背景”的这一代人，遥远一点的有钱钟书、季羡林等，近在身边的有湘潭大学中文系“三老”——姜书阁、羊春秋和萧艾。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学术大家，是因为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底蕴。 前辈的自我批评让我辈更加汗颜。张铁夫教授是俄语系科班出身，受益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自我的努力，同时修炼出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这也是他跻身一流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权威的秘诀所在。反观现在诸多年轻的“学术菜鸟”，出生中文系的外语不敢恭维，出生外语系的中文更是糟糕，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举步维艰也是自然的。通过反思失败者的教训和总结前辈成功的经验，可以推测，阅读元典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学识的厚度、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或者说，决定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 阅读元典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项事业。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元典阅读应该开始于蒙童时代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诵读，然后贯穿到一生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教育中倡导元典教学，已经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然而，“补”总比“不补”要好，这种短时间的“恶补”固然很难造就下一个钱钟书，但对于每位个体来说，其积极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近几年，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或学校范围内尝试元典教学，获取一定的经验。如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极为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阅读，2009年度，仅《论语》讲读就达96个课时。四川大学文学院也大力提倡元典教学，曹顺庆教授不仅在《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1]、《“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2]、《中外打通培养高素质学生》[3]等文章中呼吁重视元典，更是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十三经”等三门元典解读课。 曹顺庆教授力主“西方文论”要能细读原文，“中国古代文论”可以背诵原文，“十三经”至少熟读原文[4]。虽然笔者本科读的是中文专业，后来又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但很惭愧地说，对这三门课程的了解还处于入门的水准，而国内像笔者这样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恐怕还不止一个。由于时间仓促和用心不专，笔者在听完这三门课后，元典素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但是，能够感觉到眼界在瞬间被打开，对元典的志趣也被激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促使笔者清醒地意识到，不要说做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从事一般学科的研究，要想抵达更高的层次，只能老老实实地返回中外元典。 二 阅读元典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投资长，见效慢”，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相反，它不仅长期效应可以预料，短期效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远一点的案例，可以追溯到现在大学的最佳榜样——西南联大。他们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并不像如今的“史类”课那样泛泛而谈上下五千年，而是要求学生细啃《理想国》等元典，后来“啃”出很多享誉中外的哲学家，如汪子嵩、张世英等。张世英这样回忆：“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5]当然，近在身边的事实更富有说服力。川大的博士生在三门元典课的指引下，像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地细读或背诵重要的篇章，在此基础上，才发挥研究生的“研究”特长，追求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一个学年下来，每个人都“痛并快乐着”。有许多原本学外语的博士生很得意地说，回工作单位后，可以到中文系去开设“中国古代文论”了；而一些原本学中文的博士生则豪言，毕业之后，要去英文系开讲“西方文论”。这样的自信显然是有依据的：想一想，在如今的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古代文论”的又有多少能够“亲自”背诵原文的？主讲“西方文论”的又有多少细嚼慢咽过原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