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中一个难以无视的问题

——教育学最好少说“必须”、“应当”之类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楚廷,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教育学过多的“必须”、“应当”所反映的是一种过强的教育者心态或过强的教育者心理意识,它往往是与过度的简约与表面化相联系的,从事实和理论上说,都是降低学术含量的。因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思想、理论和原理,而“必须”、“应当”告诉人的是如何去做,而很难告诉人怎么去想。今天中国学术与世界相比,更值得注意的首先并非技术落后,而是理论落后,中国的教育科学若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出思想、出观念、出理论,只有当教育学承载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时,才是有生命力的、影响深远的。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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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教育学的论著中有“教育必须按规律办事”、“教育必须面向生活”、“教育应当为现实服务”、“教育应当以人为本”、“教育必须问计于民”、“教育应当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同类性质的如“要”、“应该”,等等。在有些教育学论著中,甚至从头到尾都可看到“必须”、“应当”、“要”之类的词语。这种现象事实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论文中、著作中、教材中,在某些刊物的某些“重量级”文章中,“必须”、“应当”的字眼更为显眼。从某些论著中还可看到相关作者急于说出“必须”、“应当”的心情,话还没说几句,“必须”、“应当”就罗列出来了。有时,论文的题目就是“必须”、“应当”;而在著作中,目录里面的章节标题中就充斥着“必须”、“应当”。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我们为什么建议教育科学最好少说“必须”、“应当”之类的词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吗?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用“官味度”这一概念刻画了行政权力蔓延对学术造成的严重侵害,按学科而言,教育学“度”数最高。也就是说,教育学所受到的学术伤害最为严重。这一伤害的后果之一,就是教育学中充斥的“官话”最多,“必须”、“应当”一类的指令性词语最多。事实上,似乎什么样的人都能以教育学的名义说几句包含“必须”、“应当”之类的话,并进入教育学,而有一些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了这种口气。这大大伤害了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可庆幸的是,不少教育学学者已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一、一个案例的说明

      我们以大家熟知的杜威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例作一分析。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约30万字,总计26章,没有任何一章的标题中含有“必须”、“应当”的字样。该著作大体上是叙述着“是什么”、“本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必须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因而它自然地无需过多使用“必须”这类用语。当然,即使是正文中出现很多这类用词也可以刻意去想办法在标题中不出现这类词。然而,《民主主义与教育》不是刻意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它前四章的标题都是在说“是什么”:“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会的职能”,“教育即指导”,“教育即生长”。[1]即者,亦是也,教育是指导,教育是生长。

      标题本身可以最直接地表明作者的论说性质与走向。所以我们以其为素材来作一些分析。第五章的标题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前四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命题,第五章则不是命题,而是由几个关键词(或核心概念)构成:“预备、展开和形式训练”。[2]然后在章之下的各节中又采用了命题形式的标题:“教育即预备”,[3]“教育即展开”,[4]“教育即官能的训练”[5]。这些亦即“即是”或“就是”,依然在说着“是什么”。“教育是什么”是在叙说着教育自身,“教育应该是什么”则表达着对教育的一种祈使或愿望;前者是客观论述,后者是主观祈使。如果把“是什么”(或“即什么”)说成是“必须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味道就变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在第一章中有三节,分别是“生活的更新通过传递”[6]、“教育与沟通”[7]、“正规教育的作用”[8]。只有第一节是以命题形式标明的,详言之,其含义实际上是“生活的更新是通过传递实现的”,也是在说“是什么”。第二节说的是“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9]也就是说,社会是在传递和沟通中生存的。正因为如此,社会需要传递和沟通,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的继续生存,必需通过教导和学习”[10]。这里使用了“必需”一词,但与“必须”有别,“必需”可以理解为“需要”或“必备的需要”。使用“必需”一词意味着社会本身的言说(作者体悟到这一点而代言之),使用“必须”一词则意味着站在社会之外对其发出指令。

      在“正规教育的作用”这一节中,基本的断语是:“没有这种正规的教育,不可能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11]这里所陈述的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逆否表达,也属于“是什么”一类的命题。如果接受这一判断,当然就可以说:“为了传递一个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就必须有正规的教育”,但这只是“是什么”命题之下派生出来的一个命题,一个由“是什么”的命题派生出来的一类“必须是什么”式的命题,并且是轻而易举可以导出的命题。这两种不同性质命题的价值也就不一样。“必须是什么”一类命题的学术价值是低一等的,派生的,次位的。

      在极少采用“必须”、“应当”的这部著作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必须”的字样,特别在教育的目的、方法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比较容易看到。可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即使讨论这一类问题也是站在高处考察的,说到目的,他首先考察“目的的性质”[12],论到方法,他更关注“方法的性质”[13]。这样,他的重点在于讨论目的和方法本身,重点也放在了“是什么”一类问题的阐述上,因而即使在这样容易出现“必须”、“应当”之词的问题讨论中仍然很少出现。

      “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14],坚持从事物本身来说明事物,坚持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杜威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来考察,这样来说明的,这就是一部30万字的著作中极少出现“必须”、“应当”之类用词的原因之一。这里仅是以杜威的著作之一作为案例来叙述教育理论的论述性质,至于他的相关观点的真理性问题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进行具体讨论的内容。

      二、心理学的说明

      笔者曾作过一次简单的测验。

      先标出甲、乙、丙三个命题:

      甲: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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