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协商”和“对话”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协商”和“对话”走进教育视界，始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引进“协商”和“对话”直接与新课程改革相关。如何较为准确地理解、把握“协商”和“对话”，似乎成了当今教育工作者绕不开的话题。协商（Negotiate）一词，用英语来解释，即“Try to reach agreement by discussion”，汉语意思是商谈、谈判。一般而言，协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并力求达成共识的活动。对话的英语单词是“Dialogue”，含有“意义流动”的意思，汉语意思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对话”、“双方或几方之间的接触和批判”。协商所蕴含的理解、交流、做出回应等，都离不开对话，协商总是对话性的过程。为了强调协商的对话性，我们把协商称之为协商对话。对话却并不一定就是协商，因为，对话可以是有目的的，也可以是无目的，只有是有目的，并以达成共识或妥协为目的的对话才是协商。因而，协商对话总是人际性的（Interpersonal），它关系的是公共理性形成的过程。[1]协商对话的准确界定应该是交互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2]根据这个定义，协商对话不仅意味着是一种对话或辩论的形式，它更意味着一种合作性活动。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开展，“协商对话”不仅成为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也俨然成为现今德育改革领域的热门话题。任何一个热门话题的出现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时代赋予了“协商对话”以特定的内涵。 一、协商对话：德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 “协商对话”理论之所以在我国开始盛行，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有效地践行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协商密切相关的“对话”一词不仅写进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而且进入了新课程标准。“协商对话”，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个新视点。[3] 1.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谈话问答，而是基于相互承认的沟通 在现今的课程改革及其相应的德育改革中，很多人潜意识地以为协商对话就是谈话问答，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得要领的。协商对话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谈话和问答的范畴。协商对话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性的人，他们互为主体，是一个“I”（主体）和一个“you”（主体），即“我－你”关系，教师把学生看做是具有独特个性、自由的人，而不是划一化、工具化和物化的人。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意义传述，而是意义的通融；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而是基于平等、自由和民主之上的相互承认。没有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简单的诉诸教师问学生答，或学生问教师答的“对话”，仍然是一种灌输式的德育方式，它仍然没有改变传统师生关系中的“I”（主体）和“me”（客体），即“我－它”关系，这种对话不能称之为协商对话。 2.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包容的理解 很多人认为，既然协商对话中的教师和学生互为主体，他们彼此要充分尊重彼此的价值判断和理据，那么，协商对话就是让彼此接纳各自价值观的过程。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去“接纳”彼此的价值观，不“理解”对方独特的价值观，那么，就不可能对对方的价值观给予足够的尊重。例如，如果一位学生是一位忠诚的穆斯林信仰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他的价值观，我们非常有可能认为该生的价值观是荒谬的、虚假的、低下的和廉价的。“这些态度不可能不耗竭持这些态度的人的求同意愿，并在那些因此而受到贬抑的人们那里产生愤怒和怨恨。”[4]泰勒因此强调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治疗蔑视的唯一处方是理解。”[5]如果协商对话仅停留于简单的接纳，没有达成相互理解，这实际上只是独白式的交流。在协商对话中，要想充分地理解彼此，师生都必须要真心地去理解对方的“理解”，而不是以自己的理解代替对方的理解，或者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解。 3.协商对话不是简单的了解，而是精神的共享 协商对话是具有同等资格、同等权利的人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的双向沟通的方式。也就是说，协商对话不仅仅指彼此之间的言谈，而且指双方内心世界的敞开和彼此接纳，它能够促进人的自我生成。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协商对话是让人们开口，让人们暴露实际问题的一种最好形式，让人不断反思和超越的唯一办法；协商对话也是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交往，适合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的要求。正因为此，协商对话不仅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文本、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而且还是弥漫、充盈于诸者之间的一种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协商对话作为“精神共享”的形式，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使师生达到“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 4.协商对话不只是简单的妥协，还要是视域融合的形成 不少学者错误地认为，在价值多元社会里，协商对话能够达成的共识的只能是底线的规范伦理，道德的高标追求是属于个人的私事，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可以不一样的，他人没有必要学习和认可别人的价值观，更没有必要借鉴对方的价值观来完善自己的价值观。这种认识根本没有领会到协商对话的深层内涵。长期从事协商课程研究的库克就认为，协商实质上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针对某个议项带着自己的观点、需要和愿望聚在一起，为实现一个各方最满意的结局而共同努力，其结果将带来不同心灵的融合，不同想法的沟通，从而使教师和学生的意图和最终目标达成一致。[6]可见，协商对话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一种妥协，而是在诉诸交互理性和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各方都很乐意接受的价值认同。如果把协商对话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理解为底线伦理的妥协，这会导致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自足的，从而妨碍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视域融合”路径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