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在古典政治学时代，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对环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论述。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中断了这一传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在遭受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一连串的打击和报复后，终于又开始认真思考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观察环境问题。总体来看，国外环境政治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国外的学者们分别从国际社会的层次、政体的层次、政策的层次、市民社会的层次和公民的层次对环境政治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一、国际社会的层次：超国家环境政治的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天生具有国际性。各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息息相关。超国家环境政治的表面层次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全球治理；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各国竞争性能源创新，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以此为议题，超国家环境政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超国家的环境治理、环境合作和环境博弈以及环境治理、环境合作和环境博弈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奥兰·扬认为，对减排空间的竞争是大国处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关切点，因为减排空间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财产”。①减排空间稀缺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博弈的最重要原因。迪克逊从供给、需求和环境结构稀缺性三个角度对减排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对稀缺资源的无序竞争。②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碳排放量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此而产生了对发展空间的竞争。亨利·苏提出气候变化博弈的4个关键领域，即成本分担、损失补偿、财富技术转移以及碳排放权核定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未来经济体系变革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特征。③克劳等人指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让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提升了创新优势，也为以后主导全球政治经济奠定了基础。④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中受益和受损的差异。皮特·海耶斯和柯克·史密斯首先开始对气候变暖问题中各国不同的收益或受损、立场、政策和处境进行研究。石油输出国担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方案对石油消费构成影响，而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强硬反对者；小岛屿国家则担心国家生存问题，积极呼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变暖危及欧洲，而欧洲低碳经济又最发达，因此欧洲对气候变化治理十分积极；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相对薄弱，一方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显得比较脆弱，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快速增长；美国能源消费模式是奢侈和浪费型，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会伤及石油企业和中西部农业，这是美国共和党传统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因此，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谁是受害者，谁应该付出代价，而在于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合作以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⑤ 二、政体的层次：探索环境政治的制度基石 政体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环境政治学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环境政治学问题，国外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和研究。现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大多通过逻辑推理来阐释民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一般通过统计方法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希尔曼和史密斯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重重困难。他们认为，民主无法解决公共环境的悲剧，民主会带来环境危机。“自由民主制未能有效应对环境危机的挑战，由于自由民主制给予贪婪和个人的自我满足以更大的权限，自由民主制有可能是一种比人类经历过的大多数其他体制都更具有环境破坏性的社会制度”。⑥他们提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对民主制进行根本改革，减少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同时改革法律和金融体系。吉登斯则认为，民主国家不仅允许而且应积极地鼓励社会的开放式发展，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全球变暖问题和其他大多数环境威胁形式的基础。它们给社会运动、环境保护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带来了可能性。相反，非民主国家往往对公民社会组织保持着高度的控制，包括成员登记和活动监管。这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⑦科尔曼认为，权力的集中和民主的削弱是导致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它一方面会践踏人文需求和生态意识，另一方面会限制民众保护和恢复环境的行动。他为解决生态问题提出的药方是建设参与型基层民主。⑧ 格拉弗顿等人发现，社会资本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一论断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而人口密度的增加则会加深对环境的破坏。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相关，其统计数据只是微弱支持民主问责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这一论断。⑨约克等人得出结论，人口、经济生产、城市化、地理因素对环境有影响，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对环境没有影响。但是，有些学者则得相反的结论。⑩威特福德等人认为，民主化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联邦制、人均GDP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没有影响。(11)库克拉-格雷兹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在不同时期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是不同的，民主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偶然的相关性。经济增长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12)伯诺尔和库比认为，民主程度对空气质量有着独立的积极影响。他们还发现，在民主体制中，总统制比议会制更有利于空气质量。(13)法辛和邦德的研究发现，民主和自由为行为者提供了一种机制，使行为者能够比在专制体制下更有效地实现他有关环境质量的偏好，从而减轻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其他因素如收入、年龄和教育的不同会减轻或恶化政治体制对污染的影响。(14)弗雷德里克森纳等学者发现，民主仅仅在高度政治竞争的国家里对环境政策的紧迫性产生影响。在专制的国家，民主参与对环境政策没有影响。环境问题游说集团和国际环保组织对环境政策有积极的影响。(15)沃克通过对马拉维、南非和莫桑比克三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发现民主化和环境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他认为，在这三个非洲国家里，虽然最近的政治变迁摆脱了旧式的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的保守政策，但是这一转变没有在环境方面带来有益的变化。民主化，甚至民主都不是灵丹妙药，认为民主——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何种形式——可以解决非洲的环境问题也许是误导。(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