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5－0001－04 滕大春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对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滕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从此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他当过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曾任教育厅职员，国立编译馆编审，1947年赴美留学，主修比较教育及教育史，1950年获科罗拉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河北大学（其前身为河北师范学院），长期致力于外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教育学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滕先生常常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其主要著述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从古稀之年到年近九旬，是他一生最多产的时期，这恐怕也是学界罕见的。 滕先生的学术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其代表作已成为教育科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一些主要观点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 滕先生在教育学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 作为教育学分支的教育史在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学界通常把教育史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部分，滕先生主要致力于外国教育史的研究。1949年前，外国教育史习惯上被称为“西洋教育史”，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教育模仿的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上全盘苏化，“西洋教育史”改为“世界教育史”或“外国教育史”。但严格说来，60年代以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并未形成。196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批准组成《外国教育史》编写组，滕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完成了编写提纲，但由于“十年动乱”，撰写工作中断。“十年动乱”结束后，滕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之中，先后主编了《外国古代教育史》（1981年）、《外国近代教育史》（1989年）、《外国教育通史》（六卷本，1989—1994年出版）等教材，牵头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育”分支（1985年）和《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1991年）等权威工具书，撰写了《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一系列论文。滕先生身体力行，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滕先生认为“外国教育史并不是西洋教育史，也不是欧美教育史，乃是世界范围的教育发展史”[1]2。他根据国外学者的考古发掘和大量史料，认为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不但堪与古代西方国家相媲美，而且是早于西方而发达的。因此，“东方古国的教育史应和西方古国的教育史同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由它们共同组成教育史的框架”[1]2。他还对佛教教育和伊斯兰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东方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和西方盛行的基督教是三教并列的，由于在历史上教育和宗教一向是紧密联系的，三教对于教育都是立过功的，而且三教的教育都是影响广远的”[1]2。从而破除以往仅以基督教教育为主体的狭隘性和片面性，纠正了多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所造成的误解，扩大了外国教育史的学科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滕先生认为“众多声名不太显赫的国家和教育也常有其强点和特点”[1]2，同样值得研究，这就进一步拓宽了外国教育史的传统边界和领域。 第二，滕先生认为：传统教育史竭力阐述教育在阶级斗争方面的作用，以至于变成了在教育范围的阶级斗争史，这是极为片面的。他提倡“教育史的领域还该在叙述人类教育在阶级斗争所扮的角色的同时，叙述它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史上所扮的角色”。“尤其是对于教育在生产斗争和文化斗争方面的往事，不加分辨地避而不谈，就必然忽视教育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就必然起不到‘鉴古知今’的作用，也就必然无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发挥‘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效能”[1]2－3。 第三，滕先生认为国外教育史学者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教育现象，即“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是非常符合史实的，他主张以“文化多元论”取代“文化一元论”。我们绝不应孤立地看待各时代和各国的教育，而应着眼于人类教育的整体性，“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借以使人领悟人类教育史的整体性，是颇有助于清除闭关主义的缺憾的，是更能使人理解开放政策的英明的”[1]4。 第四，在如何看待教育史的作用上，滕先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不赞成把过去和未来当作截然对立物、抹杀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坚信人们可以从众多教育往事中揭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用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理解教育史的效用，“教育史不是技术性或实用性科学，要求教育史这种基本理论学科给处理某些具体教育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要求过当的”[2]534。然而，“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于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所以教育史对实际工作的效能常常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进行的，是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明其伟效的”[1]4－5。 滕先生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上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迄今仍是一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美国教育史研究 美国是当代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近代大部分时间，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1847年，容闳等三人赴美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72年，经容闳倡导，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30名幼童，成为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1922年，民国政府“新学制”（壬戌学制）采用美国六三三学制，几乎沿用至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直是1949年以前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思想。身处这样的时代，又加之四年的留美生涯，自然使滕先生把美国教育作为研究的重点。然而，在50、60年代，外国教育史“以俄为师”，敌对的美国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深谙美国教育的滕先生无法施展才能。“十年动乱”后期，当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之时，滕先生的目光重新聚焦美国。他从兄弟院校借来珍贵的外文资料，潜心研究，终于撰成《今日美国教育》，并于198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