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9）05-0005-07 一、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当下困境 20世纪初，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日本、美国教育史学科内容和体系的影响之下，启动了自身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以苏为师”、强调教育史研究中唯物史观的指导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的苏式色彩和党性风格浓厚。1978年以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了本土化努力，得以恢复和重建的外国教育史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学科内容上努力突破既定框架和前苏联模式，并取得显著成就，以至于有学者将此阶段视为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潮期之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第二次高潮”[1](P24)。然而，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此次高潮并未能从根本上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带入更为辉煌的发展时期。相反，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呈现短期的繁荣之后，迅速跌入充满危机和困境的谷底①。学者们思考外国教育史学科陷入困境的原因，探索摆脱困境的对策，有的学者提出学科本身缺乏变革和创新、史料建设薄弱、研究方法陈旧是学科陷入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1](P24－25)；有的学者将外国教育史学科危机的原因归结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现实感的缺乏，认为“缺乏强烈的现实感和对现实感的片面理解，不能不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现实感的贫乏不仅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陷入困境的内在原因，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导因素”，“现实感的贫乏，已经成为阻碍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向前发展的内耗力量”[2](P61)；也有的学者将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以至于陷入困境与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没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教史研究重点仅仅是对外教史中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学校教育与教学理论的研究。”[3](P71)还有学者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原因归结为“思想保守”、“对教育家原著缺乏深入研究”等[4](P71－72)。 围绕如何使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学者们进行了严肃而富有深度的思考。有学者提出：“当前外国教育史学科改革的紧迫任务和基本方向是改变原有的片面认识，树立和培养正确的牢固的现实意识（现实感），并以这种意识指导实际的研究工作”[2](P61)；另有学者主张：“强调外教史研究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对各国历史上教育发展中不同的实践领域的研究上来，并同时兼顾对以往已经探讨但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那些教育家思想、学校教学理论等，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期的发展向外教史研究提出的迫切要求”[3](P72－73)。 客观地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迅速。据统计，1994年至2004年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数量有显著增长，研究者的时代意识、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明显增强[5](P78－81)。然而，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事实上存在着研究队伍萎缩、人员结构失调、研究工作的失范、学科发展迟缓等诸多危机表征[6](P40－42)。同样的判断也可以用来表述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状况，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相比，与教育原理等二级学科相比，均存在着距离，教育史学科性质常常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忘记教育史研究的现实性和绵延性[7](P38)。在学者们思考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而提出的诸项策略中，包括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内的教育史学科功用渐渐成为思考较多的问题之一[8]。尽管我们反对以狭隘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看待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用，但努力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的时代，如何科学定位外国教育史学科在社会整体发展、教育学科建设及其教师职业生涯成长等具体事务中的功用，既是关涉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理论问题，更是确立该学科在大教育学科中的基础支撑地位，扩展学科生存空间，超越学科生存困境的现实问题。 二、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功用的历史定位 自20世纪初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以来，发挥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功用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努力的方向。事实上，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便具有具体的功用性考虑。甲午战败后的中国知识界在痛思国弱原因时，认为是教育弱而致国弱，选择通过实施明治维新教育改革而强大起来的日本作为学习对象。在大量译介日本教育学著作的同时，开始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20世纪初，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功用发挥的途径事实上也就是该学科生长的主要手段，即在师范学校中广设教育史课程，其间包括外国教育改革和外国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教育史学科步入了我国学者称之为“外国教育史发展第一次高潮”的历史时期，学科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外国教育史著作大量出版，1921年至1939年，各类译、编、著外国教育史著作达六十余种[9]。在这些著作中，许多作者已有意识地注重探索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已有意识地探求外国教育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建国初期我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实践表现出鲜明的苏式色彩，前苏联教育史专家、前苏联教育史教材、学科研究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唯物史观的学科指导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借鉴吸收前苏联教育史研究成就的集中表现。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整体功用可以概括为“以苏为师，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