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五国① 一般被认为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北欧福利体制国家形成了渐进式的教育改革传统和教育模式。它们都将教育政策视为创造社会公正的战略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接受9年的基础教育，并且有自愿上高中和大学的自由，所有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到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民主教育政策的诸多目标。[1] 一、北欧福利国家公共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 然而，北欧福利体制却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遭遇转型的阵痛。福利体制激励不足的缺陷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也愈发表露出与资本主义竞争机制需要的矛盾。福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后福利主义”观念转型。同时，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的压力的不断逼近，北欧独立的社会政策也开始受到欧盟社会经济政策等的约束，福利体制面临挑战。受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亲市场经济的私有化思潮的国际化蔓延的影响，“在过去的15年（至2000年以前），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展开以发展‘新型政府’为目标的广泛改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福利国家而著名，但由于近年来公共事业费用的急剧增长，它们不得不加紧采取控制措施。其目的是，通过使国家承担一些高度优先化任务，让低层次的公共部门（包括私营部门）从事以前由国家政府负责的事务等，以此削弱国家的作用。”[2] 可见，北欧福利国家在向后福利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更加强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制度创新，以改变原有福利体制模式。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渐从与市场经济相互抗衡走向相互补充，强化市场经济在福利领域中的调节作用；强调从公共利益上升到私人利益，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提倡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推崇个人成就、个人责任；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由中央集权福利走向社区福利，从国家保障走向探求一种通过公助、自助、互助以实现自我保障的模式，使福利的主体、实现方式走向多元化。 在这种改革背景之下，包括教育在内的大众公共福利制度理念开始走向式微。后福利主义思想对教育体制的影响在瑞典、丹麦、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表现突出。福利国家的教育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开始变化，特别是到了90年代，福利国家的教育框架遭到挑战。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集体主义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竞争思想的冲击，市场经济、私有化思潮越来越趋于自然，作为社会基石的教育公正、平等原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改变。“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育体制已通过一些方式获得了改变。重建通常用来描述权力下放、解除管制、学校自治和新的管理学校的方式等。”[3]尽管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共教育改革是源于并盛行于发达的英语国家，但是这股公共教育改革的风潮具有世界性影响，像瑞典一样的北欧小国也概莫能外。“一个新的市场导向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课程和教育体制结构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显现”。[4]与集体主义相反，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想将个人主义和质量作为教育政策基本标准。“学校教育应该通过自由市场中竞争的方式来改进教育质量，基于不平等的竞争思想是一个基本的运动方向……新的政策焦点在于个人选择、竞争、质景、效率和效果。”[5] 大体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改革与英美国家表现出很大的共性：新自由思想主导其中，权力下放、市场化的力量导入、个人选择以及国家统一课程与考试的推行等。有研究在分析了北欧国家10余年后步入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路后指出：“……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教育重建作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世界运动’”；“尽管我们呈现的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教育重建，但前提假设是每一个案例都是国际教育变革运动的一部分”。[6]就拿瑞典来说，“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视角来看，瑞典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政策的转变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国际性教育重建的一部分，与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发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7]不少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影响最大的外在意识形态压力的例子就是美国1983年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报告和英国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一篇由芬兰、瑞典、冰岛三国的学者合著的研究论文研究论文在分析芬兰、冰岛和瑞典三国的新千年公共教育改革时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变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现象，与旧的方式相比是进步的，但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平等目标保持沉默。”[8]进一步分析，20世纪90年代，芬兰、冰岛、瑞典的教育变革最明显之处体现在学校和教育系统的管理方式的变革。“和两方其它国家一样，分权、选择、竞争、目标导向、绩效，新管理主义、甚至私营化，这些术语走向了改革的前台，成了北欧国家关键性的教育话语。这并不是在夸大某种‘政策流行病’，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话语支配了这一领域。”[9] 二、北欧福利国家公共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领域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概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在公共教育改革中所体现出的共性： （一）推行权力下放与学校自治 在公共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权力下放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主题特征。“在北欧国家，中央政府正从直接参与学校事务中退出，‘解除管制’趋势很明显。比如，政府只规定教学设施的最低标准和国家课程。”[10]在北欧国家，权力下放也有不同的实践方式。比如，权力下放之一是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这主要通过把义务教育的责任下放给市级政府和学校，如废除“戴帽拨款”；权力下放也表现为解除政府管制（deregulation）。在这些国家，一般采取“框架立法”（frame legislation）和目标导向的措施，来实施校本管理、学校的自我评价。中央将其职责范围限制在制定总体目标和规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