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8427（2009）04－0048－5 考试，特别是体现国家意志、事关社会发展与个人命运的大规模考试，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论。民国前期，教育界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考试制度争论激烈。彼时，人们争论的主要“战场”就是大大小小的教育期刊。教育期刊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自1901年国人自编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问世到1949年，我国出版发行的重要教育期刊累计达干种以上。在这些教育期刊上，人们对教育考试展开激烈争论，表达了各自观点。虽然有些不无偏颇和幼稚之处，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刺激了西方现代“科学考试”理论的引入，对此后中国教育考试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北京大学日刊》、《新教育评论》等具有较大影响的期刊杂志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这场考试争论的起因和主要内容，探讨考试的价值和发展规律，为当今考试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1 争论的主要原因 民国前期学术界有关学校考试制度的争论，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当时学校教育和考试的弊端，引发人们对考试评价制度的抨击。清末废科举后，新式教育迅即兴起，但科举考试的某些消极影响对教育考试仍有较大影响。民国初年，虽然政府建立了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制度，废除了奖励科名考试制度，公布了新的课程体系，但人们的教育思想与考试观念并没有随之改变，突出表现在学校管理和教学方法及内容上。 为了加强学校管理，办学者往往强化考试作用，以不及格、留级、退学等教学评价手段迫使学生读书，考试成为学生的一大负担。教学方法落后，一味注重灌输式，强调死记硬背。教育内容陈旧，强调书本而忽视实践，强调精神而忽视常识，强调智育而忽视体育。尽管在教育部颁布的考试规程中规定了实习的条文，但检验学生成绩的方法几乎是清一色的笔试。学生只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忽视动手能力的提高。对于小学教育现状，时人在《教育杂志》上评论说：“目下学校毕业生眼高于顶”，实际却很少用处；“一试以珠算，连加减法亦懵然不知，并自己家中之伙食账零用账亦不能算焉”，指责小学教育成了“科举之变相”。 在高等教育方面，社会舆论批评考试禁锢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和创造意识。北大学子颜宝良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慨叹：“升学的有初试、复试、面试、口试、甄别试等；升级的有日考、月考、期考、年考等。我们活的心思，绝大的志愿，入学以后，就朝朝夕夕的为考试忙个不停，全没有点机会活动我们的脑子和身体，应用我们的心思和学问，实现我们的志愿和期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也变钝了，心思也变笨了，志愿也灰了。故这种学校的考试，就是缓性的，变相的‘科举’啦”！教育界的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产生不满，对学校考试制度产生怀疑。 其次，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学术界以西方教育思想为武器，对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进行批判。 民国前期，中国教育制度从师从日本转向效仿美国。美国教育模式重视实用性，强调教育与生产生活密切结合，鼓励培养学生自由的个性和竞争的意识，不太重视单纯的考试成绩，更多地注重对学生实际知识技能的培养。特别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表现在考试方面，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考运动”。当时孙德中在陶行知先生主编的《新教育评论》上指出：“自杜威博士来华讲演之后，学界里就有很多人——自然是被考的学生们占大多数——发生了‘废考’的狂热症，竭力从事于‘废考运动’；也有一部分人，就已感觉到考试方法之应当改良的。”1920年，北大学生要求学校废除考试，但校方认为以“有学位之故，尤不能竟将考试一层、一笔抹去”，同年5月，《北大学生周刊》出过一期“教育革命”专号，一致主张彻底废除考试，取消一切考核和纪律。 2 争论的主要问题 针对教育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教育界人士纷纷著文献议，在一些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探讨考试问题，1922年达到高潮。从所发表的文章看，学者们对考试大多持否定态度，并对考试制度改革提出各自建议，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关于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天一在《教育杂志》上的观点是考试只是达到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是应该服务于教育，但现存的考试制度使教育与考试的目标相背离。“学校行了考试制度，学生的勤勉努力，就大半注意到考试上面，对于学问上的态度，倒反松懈，教育的能率，也就自然降低”；认为：中国“废科举，兴学校，样样模仿外国，但是这考试制度，还是带著科举气味的，所以到了现在，我国学校教育，仍旧不见进步，就是这个缘故”；“考试制度盛行，真正的教育，就难于普及了。有了考试，学生就要在短时间内修习许多的学课，他的结果，就弄到生吞活剥，对于重要的课程，也不消化，全然不能做到精神的营养分……把考试做本位的教育，大有害于个性的发挥。所以真正的教育，也就不能进步。” 2.2 关于考试权的归属问题 考试权归学校，是民初考试制度的一大特点。鉴于考试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有人从整齐学生水平，监督学校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主张将考试权收归教育行政当局，由“教育厅召集海内外有名教育家，制定各级学校毕业程度标准，再召集各校校长，使他们报告地方需要并贡献个人意见，然后造成各级学生毕业试题，派专员分赴各地考试。”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同级学生毕业程度齐；二是教育厅可以确知各校之真正成绩。”史学家、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持相同见解，并强调指出：“凡行政之道，必不能废督责。学校即由公家设立，即不能谓非政治；而考试学生，则正所以督责教员也”。所以，他主张：“由主持教育行政者，另行派员考试，而必不可即以考试之权委诸平日教育之人。”其时主张将考试权收归国家行政当局的人很多，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邵力子就认为地方行政当局根本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现时各地方教育当局，大半都是头脑冬烘的学究，把考试权给予他们，其危险将至何种程度！使现在的地方教育当局握有学生毕业考试权，徒足以增进教育界植党营私的弊病而已。”邵力子的看法显然切中了当时中国地方教育当局的弊端，故赞同者亦不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