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2-0040-06 翻开近代中国思想史，我们看到的是学术思想流派林立，论争此起彼伏的景象，清末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论争、（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等等，民国时期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1]。但是这种纷纷扰扰的思想学术的古今中西之争，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逐渐汇入“中国化”的潮流[2]。各政治派别、思想学术界的表述话语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味”、“民族固有文化”、“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等等“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大家竞相表述的话语。国民党政权打着和高扬“复兴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德”的旗帜，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成为这场中国化运动的领导。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相应的儒学教育也呈复兴之势。 以往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倡导复兴民族文化，支持鼓励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政策的复古封建专制性质探讨较多，而对于其中隐含的复杂面相关注不够。复兴民族文化的中国化运动是在何种历史语境中兴起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是如何被其有效纳入意识形态内的，它的背后义蕴含怎样的诉求？而在民族国家现代教育体制下，儒学教育如何存续，其历史命运如何？当我们把上述诸多问题，置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国民党政权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不仅可以发现隐藏在教育背后的历史，而且还对儒学教育的历史命运也有所启示。 一、“复兴民族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重构 罗志田认为，晚清以来一百年间，各种思想貌似“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其背后不绝如缕贯穿其间的基线就是民族主义[3]。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的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反对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近代暗潮涌动的民族主义日益彰显而成为主导性的思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他所面对的是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外部则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高涨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族建国吁求。所以把社会各种力量整合成为统一的民族，建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成为这个政权的迫切任务。政治合法性有赖于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认同，而民族主义所能提供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建构民族国家合法性最需要的资源。国民党政权选择了利用和改造儒家思想，建构起自己的统治思想，以此来凸显政权的民族性。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要塑造“民族”概念和民族形象，都会“诉诸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弘扬民族的优越、尊严和进步，并强调神圣的民族使命”[4]。回向传统，不仅是意图从历史深处寻求昔日的荣光，以建立民族自信和精神支柱，更重要的是要在传统的基座的榫眼上接榫和建构，以证明其所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要的问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宣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复兴民族传统，以构筑民族精神的长城成为文化抗战的组成部分。各政治派别、思想学术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和宣扬民族文化传统，“复兴民族传统文化”随即成为强势话语和时代思潮，围绕着该话语主导权的争夺和构建，各政治派别、团体、知识界参与其间提出自己的主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也自觉而迅速地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俨然以中华民族代表的身份，利用政权优势，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国家复兴、民族复兴的关键是恢复民族道德、民族文化，并竭力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5]。蒋介石亲自上阵，身体力行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宣扬“我们要救国，只有改进教育，振作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①。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蒋介石把中国之所以遭受侵略的直接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般人将中国固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弄得人欲横流，四维灭绝”，“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入侵略压迫”，所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是要“抵御外来之文化侵略，而建立精神上之国防”（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加强了对传统文化宣传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得到空前重视。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每年的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日。同年8月27日，在曲阜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1934年2月在江西发起了旨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本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必先革心”的“新生活运动”，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亲自宣讲《大学之道》，此后又在南京陆军大学讲《中庸要旨》等儒家经典。由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一时间，“尊孔”、“读经”名噪一时，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运动。 在这场复兴民族文化运动中，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民族文化的代表自居，其政治目的指向在“抵御外来文化侵略”上。所谓外来文化侵略，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首先反对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自我标榜“于三民主义中极力发扬中国固有民族之美德为革命最高指导之原则，以期唤起我民族特殊之精神，俾恢复我民族固有之地位”的合法政党、政权，而共产党则是“持其荒谬之理论。直欲举我国固有文化重所谓人伦道德者，进行推翻而不留根株”[6]的非法的反对派。同时，蒋介石在其演讲、著作中，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相提并论，视为与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精神不相应”的外来文化入侵。即便是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后，这种立场也没有改变，他于1943年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依然坚称“五四以后，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二种思想，突然输入于我学术界之中，流行全国……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没有什么根基”，“不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7]其用意昭然若揭，无非是阐明，国民党政府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是能够指出民族未来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合法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