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1-0074-06 财政调控是指国家(或者地区、部门)的决策者运用财政机制调节、控制政治、经济运行的方法、手段。完美的财政调控，实际上是利用财政杠杆驾驭政治、经济的艺术。自国家产生以来，财政调控这门艺术就已经伴随财政的产生而产生了。但在先秦时期，论述财政调控最完整、最系统的著述，则非《管子》莫属。 《管子》一书讨论财政调控问题的篇章，所在多有，而《管子·轻重》篇则是集中研究财政调控艺术的篇章。许多人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时期的人所撰，但司马迁著《史记》时，曾指出：“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至其书世多有之”①。可见，《管子·轻重》篇在司马迁著《史记》之时已经成书，并且广为流传。 “厉始革典”②失败之后，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改革。例如齐国的“相地衰征”，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楚国的“量入修赋”，郑国的“为田洫”、“作丘赋”等。这些改革虽然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平衡。如何调节这些不平衡又成为当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管子》财政调控思想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在处理各种关系的实践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管子·轻重》篇对国家财政调控的原理、调控的基础、目的、作用、方向和方法等，都做了细腻的论述。其中国家的财政实力是国家对经济、政治进行调控的基础，而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意愿则是财政调控的出发点和归宿。 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就是要调节人民的利益关系，实现国家的大治。《管子》指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③就是说，凡将治国，不懂得调控的方法，就不能调节国民经济以凝聚人民；不能够调节百姓的利益关系，就不能讲求法制以实现国家大治。这里所说的“轻重”就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调通民利”就是调节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致过分悬殊。《管子》指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就是说，国家要根据物资的余缺，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及时平抑物价，避免物价的或高或低。通过这种调控最终要达到如下的效果：“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即君主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调控后，不论人口少的都邑，还是人口多的都邑都储藏有与之相应的粮食和钱币，并以这些粮食和钱币贷给农民，以保证农民春耕、夏锄之用，从而既避免富商大贾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国家也不会使财利流失于私商。 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说到底是国家运用财政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雄厚的财政储备。没有强大的财政储备，就无法进行调控。所以《管子》在《国蓄》的开篇就指出：“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④。十分明显，只有当国家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时，才能解决人民的用粮不足问题，才能解决百官的俸禄问题；只有控制了山海等自然资源时，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才能进行宏观调控。可见，加强国家的粮食储备、货币储备、控制山海等自然资源是何等重要。因为“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⑤。 国家的调控工具是物资、货币，但最终都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都落实到具体的人。所以，在管仲为齐国理财的四十余年中，始终突出人的作用，强调“以人为本”，他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⑥，并从人的个性出发，制定理财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他还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⑦。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管仲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尊重百姓的意愿，合民心，顺民意。无论是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在财政管理方面，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国家的调控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管子》指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⑧。一般百姓的心理都是给予则高兴，夺之则恼怒，而国家处理政事又不能不向百姓取得财政收入。那么，如何既能取得国家所需要的这部分财政收入，又能顺应百姓的心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给予人民利益的时候，要使人民能够察觉得到；在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要使人民感觉不到。这样，人民与君主(国家)的感情就融洽了。“租籍”是对人民强制性的征收，百姓对此十分反感，所以最好不采取这种形式取得财政收入；而“租税”这种征收方式，是经过谋划而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这种征税的方式百姓不易觉察。因而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应该去掉强制性的征收方式，实行经过谋划而索取的征收方式。这里所说的“租税”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赋税”，而是指运用轻重之策以获得各种专卖事业的收入。此外，《管子》认为征收赋税的负作用太大，他指出：“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如果征收房屋税，就等于告诉人们拆毁现成的房屋；如果征收六畜税，就等于限制六畜的繁育；如果征收田亩税，就等于不让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如果按人丁收税，就等于让人们隐瞒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按户征税，就等于鼓励大户家庭(包括避籍浮浪之人)。况且，由于“令有缓急”，又给富商大贾剥夺人民造成可乘之机，“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⑨。这对人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而实行调控方式，可能取得比赋税征收大得多的财政收入，但对百姓的影响却不大。这种运用调控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虽然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但却符合百姓的心理，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因而，这也是管仲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国家调控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