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发展范式长期以来都是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拉美以及东欧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先后出现国家政体大转型的政治变迁，这使得原有的主导范式无法有力地解释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发生的政治变迁。为了应对来自于现实的挑战，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国内敏锐的学者意识到，这是民主化进程研究的最新变化，并认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①随着转型政治学的不断升温，“政治转型”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之中，曾是民主化进程研究主导范式的政治发展理论逐渐为主流政治学者所离弃。种种迹象表明，政治发展范式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转型范式已经兴起。在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之中，为什么政治发展范式会走向衰落？为什么政治转型理论能够成为新主流范式？中国政治学界应如何面对这场范式转移？这些问题值得关心世界民主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者认真思考。本文试图从学术范式演进的角度分析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范式转移的趋势及原因，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期待。 一、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衰落 政治发展范式的兴起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酝酿阶段；60～70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70年代之后政治发展理论进入衰落期。②要理解为什么政治发展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衰落期，必须首先了解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大量新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同时，在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是美苏之间重要的争夺对象。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区域发展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迅速走红。最早介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斯托(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毋庸讳言，发展理论具有强烈的“经济中心主义”色彩。后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介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是米德、福特基金会的萨顿(Donald S.Sutton)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发展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建构了一套宏观的理论架构，为政治学家介入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资源造就了政治发展范式天生的混血特质。这不仅体现在理论框架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政治发展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伊斯顿(David Easton)、阿尔蒙德(Almond)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上述理论特质。③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早期的发展理论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化，后期的发展理论家认为民主化只是政治发展的众多面向之一。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尚没有取得共识。阿尔蒙德强调政治角色分化、次级体系的自主性和政治文化世俗化，路辛·派伊则从十个方面强调政治发展诸面向。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比政治民主化具有更高的价值。④作为政治发展理论阵营中最具自我反思性的学者，亨廷顿曾对政治发展范式的假设提出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没有彻底破坏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硬核”，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发展理论范式进行了修复。从此，后来的研究者一部分在政治发展的理路上继续前进，一部分转向了政治转型理论。 政治发展范式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三个。一是“分类假设”，政治发展范式将全世界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则指刚刚取得独立的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二是“条件假设”，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经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李普塞特(Lipset)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⑤三是“单线进化假设”，进化假设最早可以溯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社会学家斯宾塞等人将这个理论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在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分。当这个框架被移植到政治发展范式之后，政治学家们也普遍认为政治发展的层次同样存在“传统/现代”的二元之分，政治发展就是伴随着都市化、教育水平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社会阶层分化、政治体系分化而导致传统社会逐渐消逝的过程。⑥简言之，社会就是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单线演进。为此，政治发展的理论家们构建了政治发展“单线进化”的理想演进路径。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具备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凝聚和政治交往四个方面的功能；借鉴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资源，阿尔蒙德发展出比较政治的分析框架。发展理论认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最终归宿。⑦ 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区域性范畴，其特指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但问题在于，这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进行三个世界划分的分类方法并不准确。美国学者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对这种分类方法提出了质疑，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一书中，他认为，文莱、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经济非常富裕，但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却非常滞后。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按照这个标准又能否划入第一世界？而中亚五国、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事实上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无多大区别。⑧显然，按照原来的划分标准无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号入座”。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治层面的“三个世界”不等于经济层面的“三个世界”。更本质地说，这个粗糙的分类假设的提出是其与政治发展范式的另一假设——“条件假设”相嵌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