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来愈益升温的“儒学热”中，被学术界称为“南开学派”的刘泽华教授可谓独树一帜。他用“王权主义”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在这一理念的观照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基本格局的理解就具有了某种创新性：“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①。这一认识与通常人们认为的“经济决定政治”的公式有所不同，但是其深层理念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是稍稍转换了角度，从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社会，这里面参照了政治学的基本理念。 在刘泽华教授看来，所谓“王权主义”并不是某种以“主义”为标识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是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特指传统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②。 一、“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 “王权主义”把握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其理论价值是极其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王权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为剖析中国古代君主政治提供了适宜的思辨视角 刘泽华教授指出，“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有四个主要特点： 其一，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其二，王的权力是至上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权位是终生的和世袭的。其三，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其四，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③ 这实是击中了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要害，体现了其多年来潜心治学的理论功力及其学术个性，却也令“新儒家”学派大为不快。 从历史的表象看，中国古代的君主政治是多姿多彩的。有让世人敬仰万分、令后世怀念不已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为数不少至今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传布民间、流为口碑的明君贤臣和清官。于是有不少新儒家学者一提起“传统社会”便会引发思古之幽情，以至于数千年来伴随着“腹诽”、“拔钉钱”、“族诛”和“文字狱”的君主政治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开明君主制”。他们不认为君主政治的权力掌控是无限的，因为确乎有游离在王制之外的隐士、高士。关于这种历史现象，刘泽华教授的认识可谓深入肌理：“王权的无限并不是说它包揽一切，而是说，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的距离，所谓‘不事王事’，但不能逃脱它”④。 新儒家们钩沉子史，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从君主政治中找出了“现代社会的因素”和“民主政治的因素”。显而易见，这样的认识大体上停留在政治现象的层面，而没有潜入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权力结构和价值层面进行学理探寻。因而，他们难以理解“封驳制”其实不过是传统社会政治精英们的自我政治调节与“自我削减”。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成熟的政治理性、高明的政治智慧与专制、极权或民主政治并没有当然的因果逻辑关联。 王权主义涵盖下的政治权力是不受有效制约的私有权力，这种权力对于社会及资源的掌控是至上、唯一、无限和全能的。这一学理判定使得那些逡巡于历史表象而不求甚解的“学术臆想”黯然失色，对于催动中国传统政治研究走出历史学思维惯性的束缚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 （二）以王权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考量诸子百家之学，正本清源，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性质与特征形成了更为深刻和贴切的认识 刘泽华教授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他针对新儒家学派的观点，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论争，提出了两点认识。其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主流和归宿是政治。从历史的表象看，百家之学思想交锋频繁，有的还颇为激烈，然而在交锋和论争的归结点上却是一致的。司马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⑤。刘泽华教授认为司马谈的认识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诸子百家之论，最终归于一个“治”字，“这应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作为现代人的研究，当然要借助现代学科的分类来审视传统思想，所谓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但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生成的思想具有整体性，自有其“特定的逻辑和结构”，从政治思想的层面看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⑥。其二，政治的中心是王权和王制。刘泽华教授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五道与圣王之治。”⑦这就是说，除先秦道家“出世派”的庄子和后世鲍敬言、邓牧等无君论者外，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们都是君主政治的拥戴者，他们的论争说到底无非是达成理想的君主政治的路径、方法及政策之争。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蕴积，其中的优长与精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当下学术界所看到的，有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不假思索地一味弘扬传统文化，表达了某种近乎肤浅的一厢情愿。他们希望从传统中找出现代化因素，进而从中发现能够促成中国在21世纪得以崛起的生长点。笔者以为，这显然是犯了思想史研究之大忌。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要分清哪些思想是古人的，哪些是今人的，哪些是认识主体自己的。认识主体应该尽量避免以自己的愿望和想象取代古人的思想，防范在认识过程中出现过多的主观投射。不然，就会导致认识的“近真性”⑧与科学性大打折扣。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过程，百家之学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为嗣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基。我们并不怀疑百家争鸣内涵着自由思维，但是却不得不指出，先秦诸子的自由思维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伴随着趋向政治一统的权力运作过程，思想家们的想象力和思辨的驰骋最终回落于王权的祭坛。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为王编织各种各样的理论，并把历史命运和开太平的使命托付给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