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集》，是刘泽华先生倾注了三十多年的心血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成果汇编而成的合集，从其所承载的厚重的学术分量和思想深度而言，合集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里程碑式的皇皇巨著。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独著、主编及与他人合著的一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问世，无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构成了一道最耀眼也最具思想冲击力的学术风景线。 先生尝言，论史者不仅需要有史识、史德和史才，还要有史胆。何谓史胆？其实也就是先生常讲的，“有如马克思所说的敢于站在地狱门口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和决心”。思想宏富，胆气照人，敢言别人所不敢言，卓然“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可以说正是刘先生论史为学的真实写照。 “一身土气”，这是刘先生的“夫子自道”，亦是刘先生的自我警策。由于时代大环境的缘故，造成了他那一代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和特殊的学术经历，然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闭目塞听、只知读死书的“土”学者，他极为关注国内外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尤其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怀，对世界大势和现代潮流的热切关注，更为先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思考注入不竭的动力。正因为“土气”，先生的身上从不见趋新赶时髦的浮薄之气，他始终坚守学术独立和自由思考的信念与尊严，执著地潜心于中国学术的中国式研究，并一以贯之地坚持运用“归纳法”且以思想文本的“‘母本’体系的整体性”作为立论的前提来研究和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①；也正因这“土气”，先生的著述与成就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刘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学者，他不仅有着铁肩担道义的传统士人的良知与情怀，更是一位深切关注中国当下现实、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命运而极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先生才能成为将学术之精深宏富与思想之穿透力有机融贯于一体的思想史名家。而综括先生三十余年来运思于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历史之间而读史阅世、治学论政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着手②。 一、治史向“大”处进军 “治史向‘大’处进军”，这是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的“宏愿”③，此宏愿亦正是刘泽华先生的自觉追求。“向‘大’处进军”，亦即所谓“从‘大’处着眼”，关注对宏观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论述。刘先生关注的宏观性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其二是对中国思想、社会与历史的实质性认识的问题。 先生对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检讨和思考，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上个世纪80年代，刘先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历史认识论问题的论文④，旨在批判、反思、清理和破除“文革”思维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阶级斗争论”对史学研究的恶劣影响，力求彰显和倡导史家的自由思考和独立认识的主体意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或生产活动而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历史认识可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史家面前无定论”以及“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等，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在史学界，先生可谓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先锋人物。 然而，先生常常自我反省和剖析。在那个万众一心、群情激昂地对“革命”和“领袖”怀着无比狂热的崇敬与崇拜之情的时代，先生也总想“紧跟”，而又总“跟不上”，原因就是其“入仕心不切”和“学人心未灭”，“入仕心不切则下笔不够狠”，而“学人心未灭则迂腐于理”。“紧跟”而又“跟不上”令先生倍感困惑，不过，先生毕竟是一位具有极强自我反思能力的学者，坚持独立思考终于使先生逐渐摆脱了“文革”思维方式的定势而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走了出来。1984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可以说正是先生突破和走出教条主义的禁锢而开创性地将“思想解放”运用于先秦政治思想史学术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该书力求突破简单地给思想家贴上一个“阶级”标签的僵化的“阶级分析”的直线性认识模式，故对思想家的阶级属性问题采取谨慎的模糊处理的方式，换言之，就是给思想家实行了“脱帽礼”。 第二个阶段，即90年代至今，刘先生形成了自己研究历史、社会和思想的一套更加成熟的方法论理念，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形态的“三分法”与历史阶段论。历史研究需要一种大视野的宏观眼光，否则，我们会身陷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迷雾，因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而被困死于故纸堆中。关于社会形态问题，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及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虽然先生“尚未想从‘定势’中跳出来”，但对此“定势”却力图做出重要的调整和修正，提出“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即认为应分三个层次的问题来分析和把握社会形态，它们分别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和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而且，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有其“大势”或“规律”，而既然“历史有规律”，它也就“必然有阶段性或时段性”，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一定时段，因此任何思想都是有时段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