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王绍光，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孙麾：中国政治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似乎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研究思路，大多数学者只拘泥于民主、自由等概念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往往受西方影响很大，其中缺乏对中国政治经验的总结，您一贯强调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能不能找到适合的研究思路或提一些有启发性的建议。

      王绍光：2008年夏天开过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30年的会，我在会上发言就谈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学。在“文革”前很长时间我国基本上没有专门搞政治学研究的，解放前做政治学研究的老先生都分在法律系。改革开放30年，政治学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著作。我在那个会上以王沪宁为例，作为学者他是比较早进入政治学界的，我把他的所有文章拿出来分析，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本上是介绍西方政治学，到1992年，开始转向研究中国问题，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学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新生。

      孙麾：这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路程和研究走向，但从中我们确实可以寻找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进程的发展脉络。接下来我们谈谈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王绍光：改革开放30年，国内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盲目拿本土实践与西方概念接轨，抓住一个概念就泛泛而论，谈到一个具体问题，就只谈观点没有论证过程。最近几年，实证研究在政治学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一个进步，但也仍然存在问题。实证方面比方说关于村民选举、市民社会的研究非常多，但大多是在赶时髦，一个论题出来，大家觉得有兴趣，就一拥而上，中间没有积累，重复性比较大，对关键的概念没有进行认真辨析拿来便用。比如说农村出现乡镇长直接选举就叫它民主，认为选举越直接就越民主，这其实是很片面的看法。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全面，对于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一些批判选举型民主的理论，国内学者的了解不是很多。事实上，不少类型的选举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比如说在一个100人的村子里进行海选，大家爱选谁选谁，100个人都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谁得票多就当选，这看起来是最民主的，但其实却是最容易操纵的，因为100个人中每个人都是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你只要收买5、6个人，就可以比其他人得票多而当选。所以说认为海选就一定是民主，是不全面的看法。

      孙麾：在您看来，这是不是说我们对西方政治学一些概念的理解是似是而非的？

      王绍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认为其中最大的误区在于照搬西方的概念，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我们很多政治学的概念都是不假思索从国外拿过来就用，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概念。我在1991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公民社会反思的文章，当时全世界都在谈公民社会好，人们都认为公民社会是个好东西。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民间组织。但民间组织都是好的吗？三合会是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民间组织，塔利班也是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好的吗？那时我就想，在阶级社会，工人有组织，资本家也有组织，认为所有组织都是好的，这是不合逻辑的。但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就是认为，只要有民间社会就是好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第三世界的情况，只了解第一世界的文献，西方国家说好，他们就跟着说好。

      孙麾：借鉴西方的一些学术研究范式和经验，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当标签来用。

      王绍光：是的。如果他们了解一下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就会发现问题非常多，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受国外操纵的，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这些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往往又是受本国政府资助的，这导致它们关心的议题离国内现实比较远。美国政府拿钱给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间组织，它的前提就是促进美式“民主”、“自由”，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缺水、缺粮食，然而民间组织却不研究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你申请资助得用英文，这样不会英文的民间组织就根本拿不到钱，这导致民间组织精英化，真正草根的民间组织根本得不到资助。事实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间组织对其国内没有什么帮助，但由于我们国内只是从西方主流的思想去介绍民间组织，因而得出的观点很片面。

      孙麾：最近学界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又非常热烈，一些学者直接把民主与普世价值相提并论，这似乎已超出了学术地讨论概念本身了，那么您对民主问题有什么见解？

      王绍光：我最近写了一本小书叫《民主四讲》，我在书中谈到，尽管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是20世纪以后的事。是什么使民主从一个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呢？我发现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这些修饰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民主无害化的过程。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做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19世纪中叶，随着劳工运动伴随的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欧洲的精英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