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

作 者:
高伟 

作者简介:
高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今天,追问教育的真精神不仅是现代教育救赎之必要,也是教育发展之必然。教育的真精神在于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教育的神性是教育对于提升人性达致“人之为人”的意义的关爱。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精神性生活方式。教育是“爱”的事业,教育的“爱”出于对存在的虔诚而不是出于加工或塑造的自大和傲慢。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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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8)03-0122-05

      教育究竟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个问题。对现代教育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我们真的理解了“教育”吗?我们真的是以合乎人的存在方式来安排教育了吗?这些问题在现代教育中依然尚未提出。在教育已经彻底地陷入功利主义的今天,追问教育的真精神,不仅是现代教育救赎之必要,也是教育发展之必然。

      近现代教育已经彻底地陷入功利主义之中了。近现代教育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的发挥已经使一种教育幻化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实际上整个近现代教育哲学对教育的理解都是从教育的功能和属性出发的,而不是从教育的根本价值出发的。从教育的功能和属性方面对教育的理解只能产生“教育科学”。目前风行世界的教育研究机构和教育教学机构都几无例外地被命名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或教育科学学院。命名有其必然性。在这些指称背后泛滥的正是以工具理性为精神基础的科学主义。

      科学曾宣称它的精神。它被认为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终阶段和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它也的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人类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但自康德以后,作为知识模本的科学其实就是自然科学,虽然当下有所谓社会科学的称谓。因此当教育成为教育科学,教育也就只能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领域,教育只能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得以安排并必须坚持自然科学的原则,从而对教育的研究也就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自然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1](P956)。以自然科学为指导思想的近现代教育也就只能以现实之物的方式来对待人。自近代以降,教育被一劳永逸地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加工或塑造的活动。加工或塑造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概念不加掩饰地暴露了对生命的物化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蔑视。生命的物化、有用价值对于生命价值的凌驾在本质上是对本真生命的价值颠覆[2](P519)。近现代教育不仅以工厂流水线的方式来安排对人的加工和塑造,也从根本上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精神而追求效率和效益。对教育的流水线而言,所谓受教育者的存在就只能是不具有自我决定性的生命个体,是有待于加工和塑造的“粗胚”。因此,对整个近现代东西方教育而言,教育不是人有、人治、人享的教育,而是以人的“利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教育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对人的利用出发,人成为手段,而不再是目的。

      教育曾宣称它无比的能力,教育将其能力依附于科学的能力。一旦教育成为科学,那么教育也就只能从科学那里获得精神的营养。在今天,科学早已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3](P5),科学具备了一种无出其右的超越性价值。科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价值中立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科学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以及科学只是一种处理现实之物的手段。它真正要表达的意味在于力图为科学争取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权,即,既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那么它就可以不被价值判断所约制,它正是要通过这种诡计来最终获得其超越于价值之上的价值,从而将自己改造为价值判断本身。一旦科学成为价值判断的衡准,科学就会成为一种价值领域的暴力。因为科学只是凭借它现实的力量篡夺了价值的王位,而作为现实之物理论,它本身并不具有这种自足自证的力量。因此教育之依附于科学,其价值正是建基于一个谎言。

      当然,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具备无可比拟的现实能力。在今天,教育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已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最重要的智力阵地,人力资本已成为所有资本竞争中最重要的能动因素,利用、改造与竞争已成为最为重要的现代教育伦理。但一旦教育因为依附于科学才获得它的能力,那么教育也就只能拥有那些事务性的能力,那些在加工和改造方面的能力,而不拥有对存在意义的思考能力。为了提升它的事务性能力,近现代教育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精密,但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关于“如何做”的能力,而不是对存在、对世界有所反思的能力即关于“为什么”的能力。近现代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做而做”的教育,而不是为了“为什么”而“做”的教育。因此,即使科学曾宣称它在“思维着”,即使教育科学宣称它培养着的也是“思维着的人”,但这种思维无疑只能是对事务性的思维,而不是对生活根本价值的思维。

      近现代教育也曾通过宣称“知识的爆炸”而张扬它在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的伟大贡献。但既然近现代教育着力于利用与算计,它所生产与传播的知识就只能是与功利、实用相关的知识。在近代教育哲学的开端,斯宾塞即以“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回答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近代哲学的关键问题,并奠定了后继教育哲学的基调。近现代教育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不重视知识,而是太重视个别的知识;近现代教育的问题并不在于知识太少了,而是知识太多了;近现代教育的知识问题并不在于它对于知识的态度,而在于它对于整体性知识的分解和破坏。当科学知识以排他的方式拒绝了其他知识类型特别是形而上学知识与宗教知识对生活与生命的参与,所谓教育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贡献也就只能是在种种零乱的、碎片般的知识间的辗转往复。整体性知识的欠缺则意味着生存意义的放逐。

      近现代教育是社会学意义上功能和属性的胜利,或者是低级价值对高级价值的胜利。在近现代教育学的伦理价值体系中,感官的价值、活力的价值这些仅与生命相关的价值,取得了对于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这些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价值的绝对优势。无论近现代教育如何宣称它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只是从属于科学,从属于对事物的功能或属性的算计,所有的这些价值就只能采取一种低级的价值形式,即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模式。有用的价值高于高尚的价值,这已经成为近现代伦理学体系的普遍规则。这其实正是现代文明堕落的象征。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舍勒将这种先验的理性法则的破坏称为“价值的颠覆”。当教育以感官的价值和活力的价值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也就会排斥对人来说更至关重要的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这,就是近现代教育的异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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